曾于威尼斯电影节拿下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将于4月26日上映，这是万玛才旦导演的第六部剧情长片。此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各大影展上有所斩获，而这一次，监制王家卫的加入，令影迷们对这部新片格外期待。王家卫也感慨自己每次看这部电影都有不同感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

电影《撞死了一只羊》

无论是“藏地三部曲”还是首闯威尼斯的《塔洛》，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一直围绕着故乡和藏人的生活深入展开，但《撞死了一只羊》风格迥然不同,国际媒体评价电影是“一部寓言式的西藏公路电影”，讲述了一个在梦境与现实之间交错的复仇故事,充满了解读的趣味和回味。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万玛才旦导演除像往年一样看电影，他还开设了“大师班”，和影迷近距离交流，《撞死了一只羊》也在北影节开启唯一一场放映。 记者对话万玛才旦，谈到《撞死了一只羊》将和《复仇者联盟4》在同一档期上映的话题，万玛才旦的语气依然平静，“顺其自然吧，本来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不同”。

记者：这次来北京国际电影节有时间看电影么？

万玛才旦：看了一场《辛德勒名单》，之后要忙宣传，有些抢到的票就没时间看了。我自己比较关注一些经典电影、修复电影，以前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只能通过电影节的平台去看，前几届北影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

以前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电影，甚至是一些烂片，我觉得也能给自己启发，可以看到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自己去拍如何规避，但那种看片是挺痛苦的，要带着创作者的眼光去看。现在看电影和上学时的心态又不一样了，是一种更高级的享受，能给自己带来很多愉悦，是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

记者：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和您本人的同名短篇小说。这两部小说里有哪些相通的地方，让您有了这样一次创作呢？

万玛才旦：首先是《杀手》的叙事方式，里面对康巴复仇这种传统的处理方式很吸引人，觉得很适合改编成电影，但它的内容还需要扩充，就想到了另一篇我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这两个小说有很多接近的地方，都是发生在公路上的事情，主角都是一个司机，都涉及到“放下”这样的命题，就很容易把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

记者：故事里的两位男主角都叫金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两面，有人认为这是在讲一个人的前世今世，或是因果轮回，您对此有“官方解读”么？

万玛才旦：我自己没有官方解读。本身小说就是有先锋实验性质，作者肯定不会给出很明确的答案，那种模糊性也给予了电影很丰富的内涵。但电影确实跟小说不一样，它需要面对更多的观众，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吧，所以要做一些引导和铺垫，让观众更容易进入这个故事。比如，在驾驶室里，画面里的两个人好像是互相的一半；茶馆里，两人坐的位置、经历的事情、听到的讲述都是一模一样的，等等这些设置，都像是一把钥匙，让观众更好地进入。还有人说司机金巴是杀手金巴的一场梦，我自己倒是没有这样想，但是这样的解读也是可以的呀。

记者：两位男演员是如何选择的？

万玛才旦：选角时就希望选专业演员吧，因为这个电影对表演上是有一些难度的。具体到两个男演员，需要形成一个反差，在外在的形象上，司机金巴看起来很强壮，但是内心很柔弱，杀手金巴看起来很瘦的，但他内心很强大。细节上也有很多设计，两人的衣服、装饰品的搭配，都有对应。在找杀手的演员时，我就希望找那种眼睛里带着血丝，像是没睡醒的，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疲劳紧张的状态，最后找到的演员也确实有这种特征。另外，两人都是长期在外风吹日晒的，皮肤的质感肯定不一样，尤其是杀手有一个用手握住刀把的特写镜头，那就需要他的手能经得起大银幕的考验。所以不仅要通过化妆，我也要求两位演员进组前20多天每天在外面晒,才能有那种质感。

记者：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对它的摄影风格印象深刻，为什么要使用4:3的画幅呢？

万玛才旦：就希望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让观众感觉到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很常规的故事，它的讲述方式，它所营造的意向，都跟常规的电影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处理，增加一些荒诞感、年代感。另一方面也给观众形成一种压迫感吧，本身西部的场景不是很宽阔么？但4:3的画幅就会让画面一下子变得逼仄，两个男主角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更能强化出关系的转变效果。

记者： 王家卫导演作为监制，给了您哪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意见呢？你们有过争议么？

万玛才旦：剧本阶段我们就会讨论，后期他提供了很多资源，剪辑阶段也有讨论，比如茶馆那场戏，本来还拍了一段放羊娃的戏，但后面讨论就觉得一场戏的时间有点长，作用也不是很明显，最后就删去了。没有争议吧，就是讨论和衡量，看怎么做更好。不过他都会说一句话，“最终你自己决定”。

记者：您以前对他了解么？合作之后对他的印象有改变么？

万玛才旦：以前对他本人不了解，但他的作品我都很喜欢，去年我还在大银幕上看了《阿飞正传》，非常好，和以前在DVD上看的感觉太不一样了。他以前展示给公众的形象可能比较高冷，但是你跟他接触之后，他其实很亲切。

万玛才旦导演

记者：您从小生活在藏区，接触电影的机会多么？

万玛才旦：小时候就是看露天电影嘛，看来看去差不多就是那十几部，题材也比较单一，都是革命战争题材，所以当你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之后，就会有非常新奇的感觉。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水电工程队，他们会放一些内部影片，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当时看完非常惊讶，是完全不同以往的观影体验，那种表演的夸张和荒诞感让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一辈子都很难忘记那种感觉。再比如第一次看到动画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很新奇。但是当时并没有说会想到以后去做电影，没有这种意识，那时候也完全不了解电影背后的制作过程，以为就是演员演出来的，甚至看到一个演员在这部电影里光荣牺牲，又再另一部电影里出现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记者：我知道您当过小学老师，后来又辞职考大学，毕业以后还做了几年公务员，又去读硕士，最终是怎样走上电影这条路的呢。

万玛才旦：从小学到大学，我对电影的喜爱一直没有中断过，那时候没有电视，我就是看大银幕长大的。后来有个机会，得到了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才真正走上职业电影人这条路。

记者：您是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导演，您也带动了一批藏族创作者，包括松太加、德格才让等。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藏族题材电影、电影人开始比较集中地崭露头角？

万玛才旦：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以前普通人想做电影基本上不可能，那是制片厂时代、胶片时代，每年的电影产量就那么多，不可能让一个什么作品都没有的人去当导演，都得在厂里熬到一定年龄、资历。那时候电影也是精英教育，普通孩子能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很少。后来这些都打破了，民营电影公司出现了，各种资源也开放了，专业学习电影的机会增多了。另外就是媒介的改变，只要你有表达的欲望，可能通过不同的媒介去拍，像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用几千块钱的DV拍的，可能画质不是很好，但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了。另外我们这一批人都有些积淀吧，不是高中毕业就去学电影，都有些经历。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综合因素。

这些年出现的这些藏族电影人，基本上都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想学电影拍电影，就希望有一个团队，不同的工种来完成一部电影，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熟悉民族文化和不熟悉的肯定呈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就希望有不同专业的人加入进来。松太加原来是学画画的，我就让他来学摄影，德格才让自己做音乐，声音方面他有优势，就让他学录音，慢慢有了自己的团队，这些人也慢慢有了经验，后来又有了他们自己的作品。

记者：作为一名藏族导演，您的作品在别人看来不可避免的要打上藏族文化的标签，您自己怎么看？会坚持拍藏语电影么？

万玛才旦：我觉得标签对我是没意义的，我做的其实是电影，跟题材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会打破这种标签，我的电影不是为藏族人做的，只不过是做了我熟悉的题材，所以就不要这样区分吧。汉语电影我也会考虑的，只要题材合适我感兴趣的话。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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