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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酱缸”里的严文井家有架老式留声机,赵树理常常“送戏上门”

2019-04-19 09:17 北京晚报 TF021

北京火车站向北,正对的南小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因曾是明代总辅衙署所设地,后称总布胡同。其东总布胡同46号,住过许多如张光年、赵树理、严文井、萧乾等文化名人。他们在1949年7月,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风云际会于北平,后来自解放区的文化人奉命留在北京工作,不少人成了文艺部门的领导。东总布46号是他们集中住宿地之一,萧乾戏称“大酱缸”。曾请教萧老,萧老对曰:“臭知识分子扎堆之谓。”实在意味深长。

作者:汪兆骞


“大酱缸”住户,似走马灯变换,时任作协负责人之一的严文井,及主持大众文艺研究工作、曲艺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算是稳定业主。严文井生于乙卯年,属兔,性格温和圆熟,被高洪波昵称“老兔”。大严文井九岁的赵树理,属马。偏偏这位“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驴背上状元”,性格倔强,有驴脾气,人送不雅绰号“犟驴”。

他们对我的文学生涯有重要影响,严文井有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深刻哲理的诗体童话,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后我进入他当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为我提供了一个广阔、可以眺看文坛的平台,曾有机会为许多著名作家做嫁衣裳,在我拟撰写七卷本《民国清流》时,他又是最热情的鼓励者。我与赵树理接触不多,但他那生机盎然的作品、肝胆忠烈的文化人格,一直影响着我。斯人早已西去,但思念如江河般悠长。

我认识严文井,是在1958年我在北京六十六中读高中时,校长请来以《党费》、《七根火柴》小说闻名于世的军旅作家王愿坚,给师生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后,我们文学小组又邀他座谈。结束时,我们骑车回家,发现我们都住在南小街,他住禄米仓,我住遂安伯,隔南小街东西比邻而居,从此我们有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是我请王愿坚带我去“大酱缸”,拜访离我家不足半华里的严文井。那次,他们却讨论了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我读过这部写中国农村矛盾和农民心理的长篇小说。王愿坚认为,小说以大团圆的方式,表现当时农村生活中并没有真正解决的社会矛盾,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局限,也削弱了小说的美学价值。严文井沉默了一会儿,说《三里湾》刻画出农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躁动不安的灵魂,至于局限,不是老赵的责任。然后以“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鼓励王愿坚。我回家问爷爷,方知是《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名言。

认识赵树理,有些戏剧性。节假日,我喜欢到遂安伯东口一家小饭铺去买油条豆浆。有几次遇到一个高个儿黑瘦脸的老汉,身穿旧黑色布衫,腰间别着小烟袋,和赶大车蹬三轮的汉子们挤在一条长凳上,端着一碗浇着红辣椒油的老豆腐,就着火烧,很有声响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位街坊笑我:“怎么,你不知道?他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呀!”后来,读老舍夫人胡絜青之《老舍与赵树理》一文,知赵树理的老朋友“副省长王中青来京出差,赵树理为尽地主之谊,便诚心诚意地领着他,也到这家小饭铺里喝了顿老豆腐,被人传为笑料”。听严文井说,当时名重一时的老赵,稿费滚滚而来,但他在1953年以前,将巨额稿费的一半交了党费,之后不再领工资,出公差的车马食宿费用,从不报销,看病自己交钱,也不享受公费医疗。老赵一直恪守家训“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终老不变。

阅读所知,1946年《解放日报》发文说赵树理是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指导和基本精神的典范。但在进北京之后,他的创作和工作似并不顺利,他因在其主编的《说说唱唱》上编发了一篇写英雄人物也有缺点的短篇小说,遭到《文艺报》的批判。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们都掉进“假大空”、“高大全”的概念化泥潭,赵树理却不见风使舵,让我们看到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但严文井却说,老赵心里苦啊。他讲了老赵常常“送戏上门”的故事:深夜时分,老赵会突然推门而入。“老严,我给你唱段上党梆子!”不等让座,他早已坐在书桌边,双手齐用,以打手指头代替打板和锣鼓,节奏急促紧张。同时,他哼着高亢的过门儿,上党梆子便绕梁飞天。刚唱罢,不等听者评价,他马上又说“再来段更好的”,便又自顾自地引吭高歌。

严文井家有架老式留声机,有一堆黑色唱片,多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每次播放,对屋的老赵就扔下手里的三弦,到严文井屋里来听。一次留声机里正播放一位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老赵推门进屋,说:“猫尾巴又被门挤了!”却津津有味地听。聊天时,他说上党梆子也有和声,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严老说这个老师范生,学过乐理,是具有一定西方音乐知识的。由此又说,人们都说老赵是“土得掉渣”的民间作家,殊不知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唐诗、宋词、元曲无不精通,其有韵的《打卦歌》就有白居易诗的神韵,不少短戏有元曲的遗风。他肚子里的洋货也不少,有一次与人说起某人的“桃色新闻”,老赵听罢,就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连小说里巴维尔妻子的假情书,都背得滚瓜烂熟,逗得大家笑出眼泪。早在193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歌生》,竟是以“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西方手法,讲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故事。

1960年,读大学时,我与王愿坚又去看严文井,赵树理已离开“大酱缸”回山西老家沁水县了。王愿坚告诉我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赵树理给陈伯达发出了一封长信,表示彭德怀的万言书并无过错。于是被定为“与彭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的罪状,遭到严厉批判。赵树理桀骜不驯的驴脾气来了,他在向有关部门交的书面检查中,说自己写信“其精神是把问题解决”。又说“按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你们的要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那天,严文井一个人落寞地听着留声机,播放的是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听完望着对面老赵曾住过的小屋,说:“很久没听到老赵的三弦和上党梆子了。”

我看见文井老人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原标题:“大酱缸”里的严文井和赵树理)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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