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书乡》：可否请您大致介绍一下巴金译作的情况？

周立民：《巴金译文全集》共有十卷，总字数大约在六百万字上下，虽然还有不少散篇文章没有收入，但是基本代表巴金翻译总量。他的翻译从内容上来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二是革命家的回忆录传记等；三是思想和政论文章，比如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这些作品，早年的翻译是以英文本为底本，参照多语种的译本，后来他几乎都根据原语种重译了，尤其是俄文作品。从他翻译作品涉及语种看，有英俄徳法世界语等语种。巴金先生早年曾就读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终生都是外语的积极学习者，“文革”后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他还在重修日语。年近八十，还能用意大利语背诵但丁的《神曲》。有韩国学者说，1984年，他们在香港见面时，巴老用韩语跟他们对话，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朝鲜战场上学的。

《书乡》：巴金曾提到“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也就是说，他把翻译不只看做一种中介，更看做是对于自己和社会道路的一种探索。这似乎也是一批早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现代作家的共同主张，巴金的翻译观在其中还有一些什么特别之处吗？

周立民：巴金的这些翻译观，与鲁迅等人盗来普罗米修斯之火锻造新的民族品格有着共通之处。他们并不是仅仅把翻译的作品当做单纯的艺术品去欣赏，而是希望有所为，希望能够借助它们唤起人们的精神觉醒。当然，巴金还坚持，这些作品都是他喜欢或打动过他的，说明还是有选择的，这也保证了他翻译的作品整体的品位和水准。

讲到他的特别，那还因为他有信仰，会根据自己的信仰来选择，所以未必是文学史上的世界名著。比如，他翻译的很多世界语作品，都是与人道主义、世界大同、追求自由等等特殊信仰有关系，而那些作品，在主流的文学史上则未必那么有名气。从今天看来，这也体现了巴金的独特眼光。我有时候想，幸亏有巴金翻译了它，不然，我们看到的文学版图要单调得多。

《书乡》：总体来看，翻译对巴金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立民：有些影响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在的，像屠格涅夫、赫尔岑、高尔基等人，在文风上都曾影响过巴金，文字热情似火，充满忧郁的抒情调子等，这是显性的影响。还有比如真诚的品质，看待人生和社会的眼光等，那是隐形的影响。甚至有些人他没有翻译过他们的作品，但是影响很大，比如托尔斯泰，还有契诃夫，对他后期创作也有很大影响。他晚年有个演讲，叫《文学生活五十年》，不妨引一段可见巴金广阔的文学视野：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今译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

《书乡》：巴金说自己翻译时会把自己的情感投注其上，在原著的风格之外还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如何理解他这种在翻译中的“创作”成分，是否会影响到翻译的“信”？

周立民：我的理解是，这就是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持个人风格的问题。我没有翻译实践，不能说翻译家应该怎么样，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读同一部作品时，不同的译本语言风格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情况也有，这就是翻译家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中的差别。不要忘了，我们看的是另外一种文种的作品，只能贴近原作，说还原原作，是痴人说梦。在这个过程里，翻译家对原作的理解就很重要，这个理解有原作的限制，也有翻译家自身的特点，这个自身的特点，我认为就是巴金说的“原作之外自己的东西”。

从翻译中获得道德力量

《书乡》：巴金从很年轻起就受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信奉社会革命，控诉黑暗的制度，也塑造了许多革命者形象。但他毕生也没有加入党派，没有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现代作家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该如何解读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革命观？

周立民：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所以，他不会加入具体的党派和组织。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大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但总体上讲，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道路中，曾借鉴和引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义。在最初，无政府主义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股思潮，当时很多人都信仰它，当然，也有人后来发生了变化。对于巴金而言，他不是一个教条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所以他晚年说，他的思想里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种因素。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在社会上失去存在空间后，他更多是思想和道德上的信奉这些原则，比如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对他一辈子都影响很大，这些主张有互助、正义、自我奉献；比如反对强权，争取自由，谋取整个社会和人群的幸福和安乐，而不是个人的利益。

《书乡》：巴金还提到他从翻译第一部作品《信号》时就学到人道主义，特别是当他中后期的创作从热情转入深沉内敛，社会革命气质不再那么明显，这一层可能就更加突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您如何评价巴金的创作？

周立民：其实你看一看，所有的伟大作家，他的思想底色都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积淀，而一个作家必然要表达人类文明的精华，所以，不论他作品呈现出来的特征，是黑色的，灰色的，还是积极的亮色的，作家的心都是柔软的，都是要呵护大地、呵护弱者，都是同情这世界上一切需要同情的事物的。巴金也不例外，他少年时代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欧风俄雨，带给他的都是对人的尊重、呵护，对违反人性的制度的反抗，这无形之中都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书乡》：巴金晚年写作受阻，转而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后来还写了自己的《随想录》。《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寄托了他当时内心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

周立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一方面能够使他从苦难的现实中挣脱出来，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反抗，他说过，译这些文字时，他如同在俄罗斯的暗夜中行进。我认为，这个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巴金找回曾经丢失的自我，这个翻译，乃是自我恢复的一个过程。这才有接下来的《随想录》的写作，这是水到渠成的，然而，水和渠不是天然就在哪里的，是有一个很长的反思、自省和磨练的过程在其中。《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

躬下身做事的人

《书乡》：看资料时，看到巴金多次写到自己是流着泪读完某部作品，让人很感动，也看到巴老的确是个感情丰富澎湃、心中装着人类的人。您多年研究巴金，觉得他在人格上是怎样的人？

周立民：我感到巴金先生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由真诚而明澈，由明澈而爱憎分明，由爱而拥抱世界，由憎而鞭挞丑恶。这样的一个人，平凡又伟大，平凡乃是因为他从未自视甚高，而是躬下身去做事做人，像他自己说的，愿化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中；伟大，乃是因为一生如一日躬行这样的平凡，我们又发现非伟大的境界难以做到。不信，我们自己去试一试，就明白了。

《书乡》：巴金的翻译成就长期被其创作成就掩盖，今天重识他的这批译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周立民：我认为，怎么评价它们，对于巴金先生本人毫无意义；然而，阅读这些前辈们留下的文字精华，对于我们当今的人来讲，却有着重要意义。巴金翻译的这些作品，大多属于古典的、经典的作品范畴，不似乔伊斯等人的现代作品，我无意比较两者高下，或者说，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两者都有重要的价值。然而，我想，一个人的成长中，它的精神世界里如果有一点古典作品的精神涵养，会看这个世界更安定更宁静，会摆脱很多浮躁。表面上看，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不大甚至越来越远，然而，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它不是人生药方，帮你解决具体问题的，它却是精神雨露，催生你内心成长的。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