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之柔

道教始祖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    东方IC供图

文人“立功”不易，“立德”更难，符合一时的皇家道德，未必就是千秋大义，于是就只能在“立言”上做文章了。以至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业，是足以流传后世的不朽盛事。写文章如此了不起，自古至今，又有几个文人能做到“不朽”？在我心中，司马迁肯定算得上一位。作为臣子、文人，不阿谀逢迎，敢于直言，司马迁即便没有完成《史记》，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名标青史，因为他有德、有行！唯有“德”者所言才更可信、可贵，太史公让后人看到了文人的本分，何尝不是一大功劳。

后人知道老子，是由于他写了《老子》，区区五千言，还不够填满当下一个版面，居然能够圈粉无数，影响深远。太史公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对后人了解老子，功不可没。

司马迁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明确指出庄子、韩非子之学皆出自老子。

笔者曾粗略统计，《庄子》一书引“老子曰”十五处，“老聃”、“老子”为一人，共出现五十余处，并借子路之口说出“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韩非子》一书中除《解老》、《喻老》篇，《存韩》、《说林上》等十七篇也涉及老子学说，有些地方直接提及“老聃”或“老子”。先秦诸子中，这两位算是老子学说最具代表性的“粉丝”了，从中可以看出，秦汉时，老聃就是老子，不但庄子、韩非子受到他的影响，就连圣人孔夫子也虚心地向老子请教过问题，这在《礼记》、《孔子家语》中也有记载，老子早于孔子，是毫无疑问的。

司马迁还在《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还有《史记·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在西汉初期，从帝王之母到当朝丞相都是老子的追随者，到了汉桓帝刘志，发展到给老子盖庙，亲自前去祭祀。

对此，后世某些文人视而不见，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包括近现代的梁启超、钱穆等名家，或不认可司马迁《史记》中老子的真实性，或不同意他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起因之一是传记中有“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的记载；再就是司马迁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却没有写清“老子乃著《老子》”或“老子乃著《道德经》”；还有人提出，从老子一书中可见先秦各种思想的端倪，而《论语》、《孟子》却没有明确引用老子学说，因此断言老子生在孔子、庄子之后。这样定论，未免过于大胆，尤其是最后一条，更是想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孟子》没有引用《易经》，就认定《易经》出现在孟子之后，也不能因为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诗中都可见杜甫的影子，就把“诗圣”放到唐宋以后。更有好事者，将《老子》一书的文体及个别措辞上加以演义，以偏概全，岂不谬哉？

《史记》一书中，“周太史儋”出现了四次，除了《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一文，其他篇章与“老子”没有丝毫瓜葛；在《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记载了：“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则再一次说明“老子”与“老莱子”不是同一个人。而“老子”一词，出现了三十余次，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引老子之说：“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与今日所传《老子》（《道德经》）相同，也与《韩非子·解老第二十》所引相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引用《战国策》、《说苑》等其他典籍中的例子了。

以此来看，《史记》中所说的老子，至少在司马迁心中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这是千真万确的。作者如实反映了汉代初期，人们神话、完善老子的一个过程，“或曰……或曰”只是作者表述的手法而已。倘若以此坐实是司马迁心中没谱，作为他口是心非的依据，根本不用后世文人学者群起批判揭发，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年就会被有司请去问责，看你还敢信口雌黄？

随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本《老子》，被科学测定出大约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之前，也就是战国时期，历史上的相关争议逐渐得以烟消云散。一个忍辱负重也要完成史册的文人，他笔下的真实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老子》的作者，当然是老子！

（原标题：《老子》的作者是老子吗）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