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王正方回到实验二小，与四年级级任王老师合影

书乡：这本书结构上是一个个有趣的童年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中的遭遇，每件小事背后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您的老家是在河北吗？

王正方：我的老家离北京、天津、保定和石家庄都不远。很多年前去过一次，最近没有去了，也没有什么亲戚了。我的爷爷兄弟三人原本都是东北的农民，后来爷爷去东北“跑单帮”倒皮货，积累了一些家产，到我父亲时家里就起来了，家境就好起来一些。我爷爷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很有魄力，爷爷的很多事我都是听我父亲说的。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听我爸爸讲故事，他故事太多了。北京和天津的皮货庄我都去过，所以印象很深。

书乡：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五个姐姐在北京？

王正方：那是我父亲的头一段婚姻，就是跟我大妈生了五个姐姐，不是故意隐瞒，爸妈根本不告诉我们这个事，快要回到北平了，妈妈脸色非常凝重地说，你们还有五个姐姐。我们哥俩都愣在那了，我们一肚子问题：五个姐姐都多大了？漂亮吗？哥哥不是第一胎吗？五个姐姐漂亮吗这个问题从小就有。

书乡：后来姐姐们都留在北京了吗？

王正方：是的，当时我们离开大陆到台湾，跟五个姐姐和大妈失去联系了，经过了二十几年。等我头一次回大陆的时候就拼命地找我们家的亲戚，找叔叔、姐姐，就是找不到。现在只有我最小的姐姐在太原，前面四位姐姐都过世了。

书乡：1947年秋天是因为什么原因全家去了台湾？

王正方：那时候有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几位我父亲的工作是推行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因为那时中国虽然文字统一了，但读音不统一，南腔北调地没办法沟通。推行语文教育第一是要扫除文盲，第二是统一语音语调。后来他们觉得在北京办统一注音的《国语小报》意义不大，因为北京的人大多数说的都是普通话，台湾被日本占领了五十年，日文教育很普及，但中文教育却比较落后，就希望我父亲去台湾办《国语小报》，教台湾本地人说普通话。我父亲就带着这个任务去了台湾。从1948年他开创这份报纸到去年2018年，在台湾不但存在，还非常通行。现在台湾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讲普通话，我父亲也算完成了他的人物。去年，报社举办创报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有请我作为创始人的后人参加，我当时蛮感慨，也蛮安慰的。

书乡：书中的童年视角其实是顽童视角。

王正方：我现在也是顽童，是老顽童。因为我从小就是很调皮的，从不听大人的话，因为性格的原因我很爱瞎折腾，功课也不认真，还逃过课，捅过不少娄子，总之就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我给父母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从来没有按中国人的要求循规蹈矩地念书，功课对付过去就好了，使劲一把还偶尔能考得不错。

书乡：这本书读起来常常令人捧腹，充满了幽默风趣的小故事，非常有趣，有读者说您有“顽强的历史记忆和有极好的叙述能力”，您是否有意去淡化了抗战时期苦难的氛围？

王正方：其实我们能幸存下来还是挺不容易的。可能年纪太小，担心也不知道怎么担心起，大人回去担心，每天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但对我来说就是每天都有新鲜事，警报一响，日本人来轰炸了，上课就逃出去了。我的记忆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会把别人认为没那么重要的事记得。时过境迁后，一些惊险的事儿想来都很有趣，因为已经过去了。我只是在很真实地讲经历这些事的感觉。

书乡：有哪些好玩的事？

王正方：我们在逃难的时候坐的卡车没有地方，那都是山地，卡车在哪停车就赶快下去上厕所，怕人家偷东西，我们家一个佣人就不敢下去，在车里面等着。抗战的时候汽油非常珍贵，司机很怕漏油。结果有一天司机一看怎么漏油了，赶紧拿手去接，闻一闻又觉得似乎不对。原来是我家佣人不敢下车，就在卡车里就地解决了。司机就弄了一手。我记得的都是这种故事，非常有趣。如果你小时候知道这种故事你到80岁会忘记吗？不会的。

书乡：很多人惊讶于您把几岁经历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尤其是许多细节，怎么做到的？

王正方：哪一位文学家说，如果你想做一个作家，你的记性一定要非常非常好。小时候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记得多呢？抗战时期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孩，报纸也看不懂，听广播也没有，听才是一个学习的管道，这是我妈妈常常讲的，上课的时候要用心听。我们在江西念小学的时候，没有书本、没有铅笔，橡皮全班就一个，大家分着用，笔记本很少，教科书只有老师有一本，他讲什么你都得靠脑子记住。

书乡：听说你还会将接下来在台湾和在美国的经历继续写成书？

王正方：这次如果书出得好，大家喜欢看，卖得好的话，出版社说还给出第二本。这个诱惑很大，人家说十年写一部，您今年都80岁了，什么时候才能写完？我说没有关系，慢慢写。我觉得写这本书已经够本了，已经得到了报偿，得到了满足，我得到哥哥的肯定了，也相信能得到天上父母的肯定。王正方这小子活了80年，他们觉得还算可以吧。

王正方与友人在长城

书摘：

寻访童年旧居

西总布胡同三十八号

王正方

一九七一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安排时间去寻访童年旧居：西总布胡同三十八号，宽敞平坦的胡同在一九四九年前就铺上了柏油马路。我在胡同里来回徘徊，凭儿时的印象找大门儿。对，就是这间老宅子。红大门的油漆片片剥落，门槛中段磨损到出现弧形凹陷。门旁有两只小石狮子，狮子的脸部却已模糊不清。大门虚掩着，我怯生生推门跨入。迎面就是一堵墙，完全对头。原来墙上有幅字画，现在是一片灰黑色，墙前堆满了一人多高的杂物、垃圾。左右分两间院子，院子的南北向各有一家住户。我们当年住在右首院子的南屋。转入右边的院子，低矮的铁皮屋盖了一片，哪还有什么院子。

站在那儿发傻。光膀子的中年男子正蹲着扇煤球炉，他抬起头来怒目而视，额头的汗珠朝下滴，操起京片子吼着：“你找谁呀？”尾音拖得很长。

“我——我就是来看看，从前我们住在这儿。”

“从前住这儿又怎么了？”他站起来，足有一米八的个头儿，双手叉腰挺着肚子，我狼狈而退。站在三十八号的对过，仔细端详这扇旧红大门，是这儿准没错。

哥儿俩在北平，摄于1947年

踽踽独行，走到胡同口。回首望去，这条胡同又直又长，看不到尽头。

2017年哥哥因病去世，我带着他的身份证回到北京，老哥儿俩再一块儿游一次故土吧！北京已经是个超级大都市。朋友开车经过东单，街道胡同都人挤人的，但是这片市容大致没怎么变。我说：“咱们去西总布胡同瞧瞧？”

停车的地方老远的，沿着东单大街走，灰尘掺杂在雾霾里，眼睛觉得干干涩涩。街对面的协和医院像一所大市集，重重叠叠的盖起好几栋现代大楼，最早的那个传统建筑，就委屈地窝在一个角落里。大华电影院给封起来了，告示上说：内部修整，暂停营业。这个电影院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盖得像个老式苏联活动中心。西总布胡同在施工，胡同变得拥挤，灰尘四起，正在挖一条坑道把电线埋进去，尘土飞扬。

沿着胡同边看门牌号慢慢走，还没走到三十八号就有点累了。你瞧瞧，当年我们要从三十八号走到另一头，北总布胡同那边再右拐，一路快走到火车站，才是东观音寺小学。冬天里冰天雪地的，每天大清早要走那么远去上学，所以我老哥就经常感冒呀！

三十八号的门牌还在那儿，一堵灰墙，一扇普通小门；原来两扇对开的旧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都不在了。门口站着一位老太太，嘴巴瘪瘪的，叉着腰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这几个盘桓不去的外来客。她发话了：“找谁呀？”

我说明来意。“你从前住这儿？”老太太的目光透着不相信：“我问你，那时候你的房东姓什么？”

“哎呀！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哪儿知道这个……他姓郝？”只记得当年隔壁院子的那个郝家最有钱。

“不对，你真的从前住这儿？这瞒不了我，我打一九六六年就搬进来住了。”

“嗨，您差远了去啦！”我说，“我们家在这儿住到一九四七年秋天。”

老太太眼睛一亮，神情也和缓下来。她不停地告诉我们这几十年来西总布胡同的变化，老四合院多半都改建成洋楼，三十八号也快要拆除。

“那么让我进去看一眼？”“有啥好看？歪歪挤挤的，有的过道还得侧着身子走。要看就进去看吧！”“会不会打扰里边的住户？”“咳！里头都是七老八十的老梆子，每天找不着人说话。”

原来这是一座宽敞改建过的老四合院，有东西两间院子，舒舒服服地住了四家人。现在走进去都困难，里面每一片空间都自作主张凌凌乱乱地盖满了房屋，临时用不同的建材，搭成各式各样的小屋子，偶尔在空隙间看到老四合院的木料；有的还盖上两层，阴暗窄小，空气似乎就停在原地不动了，窄小的角落里还种上花草。一扇小玻璃窗后面，一只大肥猫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矮树下有四个老头在打扑克牌，全神贯注，根本没看我们一眼。曲曲折折的走道只能容一个普通身材的人通过。现在这儿住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在门口摄影留念，务必要把那个“西总布胡同三十八号”的门牌拍进去。

“你们是打哪儿来的呀？”瘪嘴老太太问。“我住美国好多年了。”“是啊，我的两个儿子也在美国，都是博士硕士的；一个住华盛顿，老二在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我说不上来。等这溜房子都拆了，我就去美国跟我儿子一块儿。”

回到旅社才想起来，去西总布胡同一趟，压根儿就忘了把哥哥的身份证掏出来，让他再看一下那个老地方。也许是成心的，幼年的记忆最适合放在脑子里，那儿最安全也永远美好。

（节选自《十年颠沛一顽童》，标题为编者加）

（原标题：我的记忆和别人不太一样）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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