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作家、导演）

“在我们拍摄的日日夜夜，跟当地人相处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会有这样的体验：民族身份不重要了，文化背景不重要了，那里便是故乡，处处是亲人。”“在种族、宗教与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局部引发冲突或战争的今天，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共居是值得深入解读的标本。”(<天山脚下》制片人颜占领）

一、妥当的记录，真实的对视

2016年6月，拍摄开始了。

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决不干预事件的走向。

在我们拍摄《天山脚下》过程中，刚好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BBC）传出纪录片造假丑闻，引起轩然大波。这家公司承认，在他们2011年推出的著名纪录片《人类星球》中存在虚假的情节，片中介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科罗威人，为了远离洪水和丛林中的危险动物，在距离地面35米高的树冠中建造树屋。然而，当BBC计划推出一部主题相关的新纪录片《我在部落的一年》，主持人威尔·米勒德带着摄制团队再次来到西巴布亚新几内亚探访科罗威人的部落，却发现部落里的人并没有住在几十米高的树屋上。2018年4月5日，BBC发表声明，承认在2011年播出的《人类星球》中，有关科罗威部落生活的内容存在“不准确的叙述”，“违反了编辑原则”。并表示：“《人类星球》的播出时间是2011年，在那以后，BBC一直在对员工加强编辑原则、行为标准和价值观方面的强制性培训。”但这已经不是《人类星球》纪录片第一次被曝出造假。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尽管纪录片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实，我也准许在现场对构图、光线做出一定的布置，但故事本身不能造假，人物的情感、情节的延展也不能干预。片子里的人物都不是演员，不能要求他们“表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演”别人，他们只需要“演”自己，他们的笑，他们的哭，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不需要去“演”，却比“演”更能打动人心。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县拍摄时，小姑娘夏依达在见到阔别多日的父亲时突然哭泣，这一场面不是我们提前设计的，也正因为它发自夏依达的内心，才格外感人。拍摄这一幕时，现场鸦雀无声，有人在暗自抹泪。后期制作时，剪辑师剪到这里，也在机房里黯然落泪。

不能进行干预性拍摄，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于已发生的故事，我们只能放弃，而不能要求被拍者去“重演”。我们只能拍摄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使得调研中感动过我的故事，在拍摄中不得不放弃。比如在北疆塔城，我见到了电影放映公司的常寿兰大姐，她是锡伯族，工作是为草原上的牧民放电影。塔城地处新疆西北，历史上曾隶属安西都护府下的毗陵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现在是我国连接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最便捷的陆路口岸。塔城被包裹在大片草原中，历史上就是游牧民族活跃的舞台，元代蒙古西征时，伯颜曾率军到达这里。这里牧民居住十分分散，有时走上一二百公里，才能见到一家人。若有电影放映队来，就是这一家人的节日。一场电影，观众常常只有一家三口。

这项工作，常寿兰从年轻时代，一直干到快退休。她下草原放电影，一般是三个人——一名司机，两名放映员。有一年夏末，她们放完电影回来，天空突降大雪，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草原，能见度下降为零，也就是透过车窗，她们眼前除了雪什么都看不见了。要命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她们的车子坏了，三个人跳下车，在风雪中忙活了很久，车子却依旧不听使唤，只好回到车上。筋疲力尽之后，她们终于停止了躁动，望着漫天的风雪，一筹莫展。

那时常寿兰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缺乏经验，对草原上多变的气象没有思想准备。塔城附近草原上，有一种气象叫“风吹雪”。她没有想到，此时刚刚进入秋季，风雪就同时降临，风搅拌着雪，在空中形成十几米的超级旋涡，十分恐怖。常寿兰说，用不了多久，她们的车子就会被大雪湮没。这里没有人来，不会有人知道，在平滑的雪原之下，沉没着一辆汽车。等她们被发现，应当是第二天的春天了，那时候，大雪会融化，转场的牧民会发现她们。

那是她职业生涯中难忘的一幕。当然，她们没有死，是司机师傅及时修好了车，带着她们冲出了旋涡。讲到这里，常寿兰的眼角漾出一层泪花。我在调研中听到这个故事，假如能拍摄下来，当然会让纪录片更加动人心魂。但这个故事再好，毕竟已是过去，不能进行摆拍，这是我们的原则。

于是，我们跟随常寿兰的放映队，拍摄了一段她们前往托克玛克草原、为叶儿肯一家放映的过程。叶儿肯的爷爷，骑着摩托车，把放电影的消息告诉给“邻居”（几十公里以外）莎丽玛一家，再由莎丽玛一家继续向下传。这样，放电影的消息，就像春天里的暖风，在草原上扩散开来。此时，放映队的车却陷入碎石沟里，而叶儿肯，则站在山岗上焦急地伫望……

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导演”出来的，而都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用最妥当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在未来，与曾经经历的某一个瞬间，那么真实地对视。

二、一顿抓饭，帮助我们更深领会新疆的要义

尽管对这部纪录片充满信心，但我知道，会有许多事，是我不曾预料的，就像常寿兰遭遇的那次“风吹雪”一样。比如最初在伊犁拍摄牧民夏季转场时，与一场大雨不期而遇，让我们猝不及防，携带的帐篷里进了水，当天晚上，大家只能穿上雨衣，坐在雨水里，瑟瑟发抖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所幸设备没有损失。

在那拉提草原，我们更是遭遇了连续六天的大雨，把剧组困在宾馆里一筹莫展。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天气。然后，在等待六天之后，我只好决定在雨中拍摄，摄影指导孙宇也平生第一次在攀岩教练的保护下，身系保险绳，从悬崖顶端下到湿滑的峭壁上拍摄。也是在那一次，我们在返回驻地的途中遭遇山体滑坡，假如我们的车队快了一分钟，直径十米左右的巨石就会砸进我们的车队。

其他的“意外”或者“意料中事”包括：

在冬日的乌伦古湖，航拍器开始“罢工”；在禾木乡，摄影助理陈明轩突患雪盲症；在鄯善超过摄氏50度的高温下拍摄库木塔格沙漠（地表温度已接近80度），摄影师孙强中暑呕吐……我的剧组同仁，在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低地和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之间，在“凛冽的北疆严寒和恐怖的南疆毒热的轮番折磨” 之间奔走，从来没有胆怯、犹疑、涣散。

有人问我：在新疆拍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回答说：累胖了。

一年半的拍摄下来，我的体重增加了十几斤。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白天几乎吃不上饭，基本上都要靠每天的晚餐。晚上回到驻地很晚，一般都要在十一点以后，有时晚饭甚至要拖延到午夜一点，吃完就睡，第二天还要早起。时间一长，焉能不胖？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每天没有早餐和午餐吗？早餐时有时无，因为我们要拍日出，即使不拍日出，也要抓早上那一点光线拍摄风光空镜，因此常常四五点钟起床、出发，即使我们住在酒店，出发时餐厅也没有营业。那时，大地还没有醒来，周遭一片漆黑，我们的车队，就在一片黑暗中默然启程。

有人或许会问，难道剧组没有制片主任吗？制片主任不是负责剧组后勤的吗？

制片主任当然是有的，拍摄前半截是孙毅，后半截是董子烨，他们也会绞尽脑汁地准备食物和水，放在车里。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

我们拍摄《天山脚下》，基本上是“奋战在基层”。新疆地处祖国边疆，我们的拍摄，却在边疆的边疆。我们的镜头，更多对准雪山大漠、草原湖泊，绝大部分是野外拍摄，越是大城市，镜头量越少，尤其乌鲁木齐，越远离城市，镜头量越多。然而，这些地方，到哪里去找超市呢？像我们拍摄克孜尔千佛洞时，龟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个星期才能去一次县城，买回一周使用的水和食物。即使一些小餐馆，能一次性地让我们吃饱已不容易。我们一行二十几号人，可以把乡下的某个小饭馆全部占满，即使每人一碗拌面，老板也要分期分批地做吃。常常是一桌人已经风卷残云，另一桌的面还没有做出来。当然，当我们路过大城市，可以多买一些方便食品，但车上空余的位置有限，早被剧组的设备——轨道、大摇臂、航拍器、多套摄像机、灯光、录音设备，一只只黑色大箱子填满……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车上装有食物和水，也很难输送到拍摄点上。我们的拍摄点，大都经过提前采点，在雪山上，或者在草原、沙漠深处，我们的车队，最多只能开到最接近拍摄点的公路上，然后，全体人员会把设备从车上卸下来，运送到上述拍摄点……

因此，每天的晚饭，就成了众望所归。这里就不能不提新疆美食了。如果用胃来表决，新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饮食天堂。这与新疆的地理有关，首先，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大通道上，使得新疆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东来西往的物种进行择选，比如葡萄，就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物种，《汉书·西域传》里对此有载，洋葱也是“洋”的，来自西亚和中亚，西汉时在西域已经有种植洋葱的记录。我们今天吃的带“胡”字的植物，像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等，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在新疆落地生根，它们在充分吸纳了新疆的阳光、雪水、温差等之后，成全了自身的美味。

则勒力《萨克诗简》说，“皮芽子（洋葱）在蔬菜中趾高气扬”，透露出洋葱在新疆食物中的重要地位。诗人沈苇说，“著名的抓饭，就是由大米、羊肉、胡萝卜、植物油加洋葱一起焖制的，它油亮喷香、色泽诱人，味道是那么好，营养又十分全面，堪坐新疆美食第一把交椅。”“是洋葱，一种出色的调味蔬菜，使抓饭变得香味扑鼻。”

拍摄期间的晚餐，抓饭是最常见的一种，此外还有：馕、拉条子、薄皮包子、大盘鸡等。这些食物大多都很简单，却是人间的美味。除了原料本身的魅力，还有制作工艺的讲究。就说抓饭吧，除了牛羊肉抓饭，还有雪鸡肉抓饭、野鸡肉抓饭、鸭肉抓饭，甚至用葡萄干、杏干等干果做成甜抓饭。新疆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容纳最丰富的内容，一顿抓饭，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了新疆的要义。

三、找到属于新疆的魂

但我们拍摄新疆，最大的难题还不在前面说到的这些，而是在创作上，如何寻找一个叙述的核心。没有它，我们的片子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彻底散掉。很多年前，扎西达娃写西藏，就抓住了那个“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所以他那篇《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我三十多年不曾忘记。

假若是一部关于西藏的片子，这或许不是一个难题，因为西藏的地理、宗教、人文相对单纯，莲花、祥云，乃至藏文，都可以转化为片子的视觉符号。然而，我们的镜头，面对的是新疆。新疆的地理太复杂，民族太多，文化太多样，我们不失言说的冲动，却很容易丧失言说的能力。

所以，像新疆、西藏这样的地方，是孕育超大型史诗的地方。新疆的《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有二十多万行。新疆孕育这样的长度，它悠长的历史、浩瀚的地理需要这样的长度，就像莫言谈到长城时说：“是背后的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在新疆，我知道了什么叫道路远长，从一个拍摄场转到另一个拍摄场，有时要走上五六天，穿越沙漠公路时，我们可能连续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那时，新疆面积之辽阔，就不再是地图上的纸上谈兵，而是常常需要面对的枯寂旅程。

丝绸之路更长，比长城还要长。它到达了长城无法抵达的地方。它从长安出发，沿天山南北麓向西，穿越沙漠和绿洲，一路通向地中海。我恍然大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原来是说丝绸之路。不知道长安到罗马的距离是多少公里，各条丝路加起来的总长又是多少，我想那一定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长城代表着阻隔，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墙；丝路则象征着联系，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路。《玛纳斯》的长度是配得起新疆、配得起天山、配得起丝绸之路的。

在新疆，《玛纳斯》是我不离不弃的朋友，走到哪里都可以听见它。这一点很像天山，无论我沿着丝绸之路走到哪里（天山南北麓），它都在我视线的前方，闪烁着晶莹雪白的光。

每当《玛纳斯》想起的时候，我心里映出的，却是李白的天山诗。面对天山，他曾吟唱：“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又写：“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与《玛纳斯》相比，李白的诗是短的，假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我相信那声音也是轻的，并不像今天的专业朗诵者那样高门大嗓、器宇轩昂。但他的短里，埋伏着万马千军，他诗里的风，一吹就是几万里——整个丝绸之路也就几万里吧，等于长安一刮风，罗马城也跟着摇晃；他的轻里，也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就像这丝绸之路上的骆驼，每一只都背负千斤。

我是汉人，虽然我不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 ，但我是汉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听不懂柯尔克孜语的《玛纳斯》，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李白的诗句。不知道为什么，汉语诗歌里没有长诗，即使像《木兰辞》这样的乐府，算是长了，在《玛纳斯》面前也只是小意思。一首《木兰辞》，不出十分钟就可背完，而19世纪柯尔克孜族史诗演唱家特尼别克（1846—1902年），曾连续30天演唱《玛纳斯》史诗。汉语世界好像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那么长的诗。汉语世界的里的诗、尤其是词，更偏向于短。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哪位古代诗词专家可以给出答案。我想笼而统之地说，当我们用汉字来表述世界时，我们更长于抒情，偏向于主观世界的描摹、概括、提炼，而叙事，不过是抒情的背景而已，直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叙事才成为文学表达的重心，形成庄严浩大、滴水不漏的叙事传统，来容纳莫言先生所说的“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 。我想说的是，这“四大”，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和艺术里一直都存在着，比如，在李白的诗里。

这下扯远了，现在收回来，说《天山脚下》。如何找到它们的“魂”？

怎样穿越那些复杂的表象，直入它单纯而质朴的核心。

四、新疆的纪录片拍完了，我们与新疆的血肉联系，才刚刚开始

终于，我想到了水滴。

我们片子里的logo（通常在地名字幕前），用了倒挂的水滴。

上面是一个圆型，下面是尖角。

它看上去很像百度地图上的位置标志，代表着新疆面积之大。但它更是水的象征。我觉得，在新疆，如此繁复的内容，都可以被收纳在水的形象中。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是世界上距离大海最远的地方，但新疆并不缺水，因为新疆有天山，天山上冰川，是巨大的固体水库，天山冰川的融水，化作河流，织成一张生命的大网，变成植物蓬勃，变成众声喧哗。既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也有塔里木河蜿蜒而过，有罗布人，在那里世代生活。

《天山脚下》拍摄现场，前一为本文作者

因此，在《天山脚下》里，水不仅成为一个符号，更成为一条线索。尤其在第一集《家园》中，雪是水，河是水，茶是水，汗是水，水成为一个贯穿的形象。更重要的，水象征着融合，这世界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像新疆这样高度融合，冰与火相融，古与今相通，这份相融，随即又转化为对新疆人精神的塑造。随手打开一本新疆旅游手册，就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因为和天地如此紧密地相连，因为和自然如此无间地接触，新疆人形成了一种浑圆的自然主义——对世间万物都有所敬畏；对不同信仰都能持宽和之态；对不同习俗都能兼收并蓄。他们简单明亮，简约节制。”

这刚好合乎了我们新疆的理解——新疆的魅力，恰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颜占领老师（《天山脚下》总制片人）后来总结说：“在我们拍摄的日日夜夜，跟当地人相处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会有这样的体验：民族身份不重要了，文化背景不重要了，那里便是故乡，处处是亲人。”“在种族、宗教与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局部引发冲突或战争的今天，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共居是值得深入解读的标本。”

透过剧组镜头在看自己家乡的新疆孩子

片子拍完了，我们变黑了，变成了岩石，变成了新疆的一部分。过了许久，耳畔仍会时常响起少数民族兄弟用憋脚的汉语问候：“好着吗呢”；闭上眼，新疆人的歌声笑声会立刻浮现。我们不再害怕风霜、曝晒、无边的等待与寂寞，我们已像新疆人一样，在极致化的地理条件下，体验到极致的幸福。

秋天的禾木乡，森林色彩层次鲜明，河水蔚蓝绽亮，图瓦人和哈萨克人的木屋散落在大地上，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一点没有夸张的成分，在人们心目中，所谓的“天堂”，也不过如此罢。但冬天到来，大地却会收敛起所有的色彩，归于一片肃穆。这里冬天的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度，几乎整个冬天，都是一片洁白的雪世界。

那些木屋上都很陡的屋顶，以防被大雪压塌。孩子们会爬上去，再从屋顶跳下来。地面上的积雪常常有一两米深，孩子们跳下来，整个身体就埋入了雪中，需要人拉，才能从雪里挣扎出来。因为冷，才会有这么深的雪，但严寒带给他们的不是畏惧，而是快乐。他们将此当作上天的眷顾。的确，他们的快乐，城里的孩子无法体会。这玩法，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所以，那天的拍摄结束后，剧组人员也都爬到屋顶上跳雪，有人还加了后空翻的动作，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在空中潇洒地降落，即使落入雪地时，动作变成了难看的嘴啃泥。

新疆的纪录片拍完了，我们与新疆的血肉联系，才刚刚开始。

（原标题：我与《天山脚下》）

来源：北京晚报 （图片由《天山脚下》剧组提供）

编辑：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