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秋霞

万寿寺全貌

万寿寺深庭广厦，琼楼玉宇，雕梁画栋，极其宏丽。其间曲栏回廊，御书碑亭，青石假山，古道地宫，苍松翠柏错落有致。寺内中路为主体建筑，山门以内共七进院落，向北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即大延寿殿）、万寿阁、大禅堂、御碑亭、无量寿佛殿、万寿楼等，各殿两侧有配殿配房。大禅堂后建有三座假山，象征普陀、峨眉、清凉三山，假山上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大殿，山后为御碑亭。东路为方丈院和圃园，即僧人生活区。西路在乾隆年间改为行宫院。乾隆曾三次在寺中为其母祝寿，慈禧来往颐和园时会在万寿寺拈香礼佛，在西跨院行宫吃茶点，故有小宁寿宫之称。作为皇家寺院，万寿寺的建筑、园林等都充满皇家气息，独具特色，遂于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万寿寺的建筑物、大雄宝殿内佛像及彩画、山门壁画等处均需要进行保护性修复。1987年起，北京艺术博物馆在万寿寺成立，有各类藏品八万件，包括玉石、碑帖、书法与绘画、陶瓷与家具、漆器、刺绣、印章等。目前，北京艺术博物馆已暂时闭馆，其再次开放的时间，要等到2020年万寿寺的修复工程完工了。

长河之畔的万寿寺

1.明清时万寿寺每年开放15天

中国自古就有“人生五福”之说，其中的第一福就是长寿，寿文化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例外，万寿寺就是在这种寿文化的熏陶下得以建成。明万历五年，由于当时皇帝年幼，笃信佛教的太后为求得神佛庇佑明王朝世代永昌，遂出资营建了万寿寺。建成之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亲笔撰写了《敕建万寿寺碑文》，碑文被收录于《张太岳集》中。

到了清代，顺治帝赐万寿寺匾额一块——“敕建护国万寿寺”，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下旨重修扩建万寿寺并增建行宫。乾隆为其母贺六十、七十大寿时，又连续两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万寿寺。此时的万寿寺修葺一新、规模宏大，成为京郊地区的首刹。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帝由颐和园回宫途中曾有《首夏万寿寺》诗一首，“胪唱应明日，驾还趁晓凉。黍风轻递爽，麦露滟含光。取便临香域，延禧备道场。长河喜水足，遂泛溯游航”。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重修万寿寺碑文》载：“皇太后以春秋令日，清跸莅止道西直门，经广源闸，御凤舸西迈，闸之上有万寿寺焉。寺为乾隆中一再修建，高宗纯皇帝御碑纪事。谓嘉名符祝禧之义，特敕将作葺而新之。兹者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六旬庆典……”此碑文说明光绪帝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再度下旨重修了万寿寺。经过清朝历代皇帝的多次重修与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庙、行宫、园林为一体，东中西三路建筑毗邻、规模宏大的皇家重寺，被后人誉为“京西小故宫”。

明、清时期的万寿寺在平常时候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是每年四月初一到十五浴佛节期间开放和举办庙会，由于多次举办皇室的祝寿活动，加之长河沿岸风景秀丽，因此万寿寺的庙会对京城百姓很有吸引力。《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描写了庙会的盛景：“三春将尽四月来，西郊万寿庙又开。红男绿女联蹁路，小儿更是得意回。” 《燕京岁时记》称万寿寺庙会：“游人甚多，绿女红男，联蹁道路。柳风麦浪，涤荡襟怀……诚郊西之胜境也。”清末还有一首单弦的曲目叫做《累大奶奶穷逛万寿寺》，以活泼的语言讲述了一位大奶奶逛万寿寺的故事，最后回到家的累大奶奶“细想到这场万寿寺我逛的可不够露脸儿，穷逛了一天，我也没花上一个大钱儿”。感叹自己逛了购物中心却没花钱，既使是当下的女性也没有改变这种逛了街没购物的惆怅心态。

从万寿寺的庙会上还衍生出来一句歇后语，“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可以理解为“比比高下”，跟“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的意思差不多。“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原本说的是两座寺庙，只因在万寿寺举办庙会的同时，也是西顶娘娘庙（西顶碧霞元君庙俗称西顶庙）的庙会，这两座庙相距七、八里地，不算远，因此人们在赶完万寿寺的庙会后，还要再去西顶娘娘庙拈香赶庙会，所以人们在万寿寺碰上了之后还能在西顶娘娘庙遇见。

古代城市规模小，交通不发达，去万寿寺赶庙会时走错地方的反而不多。现在科技进步了，但好多人粗心之下，反而会出错。北京除了万寿寺，还有座万寿禅寺，不少人在通过互联网搜索万寿寺的位置时，就给搞混了，这万寿寺与万寿禅寺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一字之差缪之千里，实际的直线距离相差20多公里。

万寿禅寺就是现在的戒台寺，它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马鞍山。因寺内有一座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的著名大戒台，而被人们称为“戒台寺”或“戒坛寺”。戒台寺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代甚至南北朝，最早名为慧聚寺，到了明代，英宗皇帝斥巨资重修寺庙，工程由著名的高僧知幻大师亲自主持，历时七年完工。完工后，英宗皇帝赐名“万寿禅寺”。在明、清两代均以“万寿禅寺”为寺名，民国以后被人们称为戒台寺。

在明清典籍、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关于万寿寺与万寿禅寺的记载，像立于明嘉靖《万寿寺戒坛碑》和《万寿寺碑》、立于清乾隆《万寿寺茶棚碑》、立于清宣统《万寿寺方丈室碑》等这些碑文都是写给戒台寺的。立于清乾隆《万寿寺瞻礼诗碑》、《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清光绪立《万寿寺碑》等都属于万寿寺的。乾隆皇帝所作的众多诗歌中，也有不少跟万寿寺有关的，比如《万寿寺》、《题万寿寺方丈》等，这些类似的名字和标题，是观众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转34版

2.万寿寺与永乐大钟擦肩而过

众所周知，悬挂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钟楼里的永乐大钟（即华严钟），因铸造于明永乐年间而得名，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该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说起来，永乐大钟与万寿寺还有些渊源。

前面我们提到明代万历五年营建万寿寺，一方面是万历的母亲慈圣李太后笃信佛教，以求得神佛庇佑明王朝世代永昌，一方面万寿寺修建好以后，是要取代旧的汉经厂收藏佛教汉文经典的。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永乐年间，明成祖在今东城区景山东侧的嵩祝院设置汉经厂与番经厂，专司刻印和收藏佛教番、汉经卷。至隆庆年间，明穆宗曾命司礼监对二厂进行修葺，但工程未完毕，穆宗便去世了。永乐大钟自铸造好后也一直保存在汉经厂里，经历了九位皇帝都未被利用起来。万寿寺修好后，收藏了原汉经厂的经文典籍，但直到万历三十五年，大钟才移至万寿寺。因为钟的体量很大，万寿寺原有的钟楼是放不下的，因此在万寿寺的东路又修了一座钟楼。《长安客话》记载：“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仅容钟。”

永乐大钟体量很大，运输起来自然也是十分困难的，经过数个月才到达万寿寺。运输工程场面宏大，围观的京城百姓非常多。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中记述道：“十龙不惜出禁林，万牛回首移山麓。”永乐大钟十分出名，但因以前都是保存在汉经厂里，老百姓是看不到这口大钟的。搬迁工程中又有群牛牵拉，场面必定十分壮观，吸引了众多百姓围观，诗称“道旁观者肩相摩，车骑数月犹驰逐”。永乐大钟用了数个月搬迁，这些日子里，围观者的热情不减。

永乐大钟悬挂于万寿寺后，便“日供六僧击之”，“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远时近，有异它钟”，这也使得万寿寺名声大振，吸引了无数游人墨客，也留下了很多赞美盛况的诗。明代诗人胡恒在《万寿寺钟》诗中赞叹到“金火结成笔墨缘，神工非冶亦非镌。九牧贡金大地然，持比贝叶孰脆坚。心心有佛薪火传，万寿寺钟日月悬。”大钟铸造工艺精美，信众日日虔诚膜拜。明代陶允嘉的《万寿寺钟》诗则赞叹了永乐大钟的气势：“寺就三摩地，楼悬万斛镛。势凌青汉上，时有紫霞封。”“三摩地”指寺庙是修行身心的地方，“斛”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计量单位，《仪礼·聘礼第八》中“十斗曰斛”。“镛”的本意就是大钟。这里“万斛镛”就是形容永乐大钟的巨大。下一句诗中的“青汉”指高空，与其对仗的“紫霞”说的是祥云，这一句描述了高耸的钟楼把云彩都能遮住。

但是到了明代天启年间，天下大乱，此时讹传“帝里白虎方不宜鸣钟者”，京西方向即为白虎方，不让敲钟，那么万寿寺内著名的永乐大钟便首当其冲，“遂卧钟于地”。一个国家乱了，皇帝不从内部找原因，却怨一口大铜钟挂错了地方。《帝京景物略》也记载“天启中置不复击，卧地上。”从此以后，万寿寺再也没有传出巨钟的鸣响。至清代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决定再选择一座庙宇悬挂永乐大钟，经过臣僚的讨论和仔细勘察后，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建议“为移安万寿寺钟事，据员外郎管志宁、主事洪文澜看得，觉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在圆明园之巳方，钟之本体属金，若移安觉生寺后甚为合宜……奉旨：依议，钦此。”但是，雍正皇帝于雍正十三年突然故去，移钟的事情暂时搁浅了。直到“乾隆八年皇上命移置兹寺内”，至今大钟仍然悬于觉生寺（今大钟寺）内。永乐大钟自铸造开始，就声名在外，它的三次搬迁也是一波三折，颇富戏剧性。时至今日，它依然气势磅礴、大名鼎鼎，在农历新年时响彻京西，以祈福迎祥，辞旧迎新。

寺内建筑

3.寺内曾设德奥战俘营

万寿寺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经历了明至清和清到民国的朝代更替，在战火中寺庙难免有损毁，变得破败不堪。但即使这样，这里怎么也不该与想像中可怕的战俘营有任何关系，更可况还是德奥战俘营？这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开战，很快波及到了非洲、中东和远东地区。尽管1914年8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就宣布了“局外中立”，但列强没有忘记他们在中国的即得利益，日本首先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并马上对德国在华租界地山东发动了军事攻击。日德在山东的军事冲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波及中国的战事，交战中的战俘分别关押在日本的12个收容所里。

北洋政府经过内部激烈的斗争，最终在1917年3月对德绝交，然后宣战，德国驻华公使辛慈离开中国回到欧洲，依照《辛丑条约》驻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使馆卫队以及一切德国在华军事人员就成为中国的战俘。同样，对奥匈帝国宣战后，奥匈在中国的一切军事人员也自然成为中国的战俘。在北京地区的战俘被关在两处战俘营里，一处是朗润园一处是西苑，西苑的俘虏收容所于1918年迁到了万寿寺内。

万寿寺变成了战俘营，但这里并没有变得阴森恐怖，在战俘的回忆里反而写到：“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多么好、多么美啊！”奥匈驻华公使罗斯托恩后来也承认：“我从来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162名战俘在万寿寺内，士兵被安排在三个大殿和四周的功房内，军官们则住在过去慈禧住过的行宫里。万寿寺的住持和僧众则住在最后一进院子里，再往后有一个600平米的平地，这里是战俘们踢球、打网球的球场。他们虽然是中国的俘虏，但是日常生活还真是很惬意的，平时也可以进行体育运动。这种战俘营生活，难怪会让战俘们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1919年9月正式宣布结束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并履行国际义务将德奥在华俘虏一律遣返。通过万寿寺的德奥战俘营，也能一窥中国在对待外国战俘时所发扬的人道主义精神。

4.“七松”景观只存在于古籍中

万寿寺曾经有个十分著名的景致——七松，但现已无存。据说那七棵松树“大可两人合抱”。据《北京长河史和万寿寺史》介绍，乾隆年间，方丈明鼎调梅于乾隆八年就万寿寺内外的景观评出八景来，其中之一就是“古殿蟠松”，指的应该是万寿寺中高大挺拔的松树。《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寺（万寿寺）门内为钟鼓楼、天王殿，为正殿，殿后为万寿阁，阁后禅堂。堂后有假山，松柏皆数百年物……山上为大士殿，下为地藏洞。”据此分析，那著名的七松应该是在假山之上。《天咫偶闻》曰：“旧有七松最有名。光绪庚寅后，楼火，并松俱烬。”可惜的是，那著名的七松景观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庙内失火而被烧毁了。现在万寿寺的假山之上仍有松树七八棵，但是比不了当年那两人合抱的松树了。

清末震钧在其撰写的《天咫偶闻》中转载了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的一段话：“瑶华主人邀彭云楣尚书师，沈云椒侍郎，同年胡印渚、刘金门两学士，那东甫侍讲，铁梅庵侍郎与元，凡七人，同游万寿寺，主人写《七松图》便面（扇面）。梅庵先生援笔题一绝云：七人分坐七松树，巨笔写松如写人。谡谡清风满怀袖，一时同证大夫身。”这亦是著名“七松”景致的一段佳话了。

寺内现存的假山和松树

在历史上，万寿寺还是“中央军委保育院”的园址。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觉陌生，不过，提起“总政幼儿园”，估计大家就熟悉了。“总政幼儿园”是一家拥有优良传统的幼儿园，其前身是在1940年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的“中央托儿所”。

邓颖超到北京万寿寺中央军委保育院看望孩子们

“中央托儿所”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托儿所。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第一个报名入托，此外还有李维汉、谢觉哉、王首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1942年，为了感谢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为幼儿园捐助的药品、玩具及生活用品，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1949年托儿所离开宝塔山，来到了北京西郊。在托儿所到达北京前，就有人勘察了八大处、香山等地方，最后选中了万寿寺。一开始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么大个地方，给孩子们住有点可惜，在请示朱德总司令时，他说：“这里面装着一个新中国，装的是祖国的未来。我还嫌小呢！”就这样，园址定在了万寿寺。1950年托儿所落户万寿寺并改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万寿寺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寺内建筑有些破败，中央军委保育院先在万寿寺东路落脚，开展保育工作。随即保育院的同志们对寺内设施进行了改造，保育、游戏设施一应俱全，保育院也从东路搬入万寿寺西路。1955年，保育院更名为“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黄寺，并正式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重新修缮了万寿寺，让这座明清古刹焕然一新，并且在万寿寺设置了两座向群众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一是在万寿寺中路开放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一是在万寿寺西路开放的现代文学馆。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收录了一篇舒乙的随笔叫《都市的精灵》，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以前是清朝太后的行宫，里面有一个古树参天的大院子，幽雅得很。”舒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筹备现代文学馆，就在万寿寺西路工作和生活。

1987年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至今为社会公众服务已经30载，博物馆的服务设施、空间、展览设施已显得陈旧；另外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经历30年的使用后也需要重新修缮，于是博物馆决定闭馆，对万寿寺的主要木结构建筑全部落架大修，待2020年重装完成，再向公众开放。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