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记者：李俐

对谈嘉宾：刘浩（电影导演）

刘浩

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刘浩也曾经是一名影迷，后来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毅然辞职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在圈内没有背景也没有多少资源，但命运对他相当眷顾。2002年，他毕业后的首部作品《陈默与美婷》就获得了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亚洲电影奖、处女作特别奖。其后执导的《好大一对羊》，入围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近期作品《老那》《向北方》，均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不少国际奖项。这一次，新作《诗人》在东京首映后，电影节在官方网站上刊登评论，称赞《诗人》动情诠释了“在这个动荡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尽管已经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但刘浩的作品却还没有在国内大范围公映过，这可能也是不少文艺片导演心中共同的遗憾。这一次，有了朱亚文、小宋佳的加盟和制片方的助力，《诗人》终于有望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相比获奖，这更让刘浩兴奋：“一部电影，只有走进了电影院，才是真正的完成了。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和国内的观众交流，对于他们的任何评价，我都有心理准备。”

写诗曾是80年代改变命运的手段

记者：《诗人》这部电影是您自编自导的，而且早在2010年就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天使之翼特别奖”。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浩：因为年龄的关系，我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8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文艺复兴的年代，各种艺术门类空前繁荣，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我很幸运地赶上了。那时候我也是文学青年，也热爱写诗。后来90年代正好是我上班了，一夜之间，曾经你热衷的文学艺术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以物质财富来衡量，这时候人就会进入一个困境。曾经的诗人是让人顶礼膜拜的，就像今天的明星一样，突然之间就门庭冷落了。

记者：其实，想要反映这段历史时期的变迁，有很多切入口，您为什么选择了诗人这一形象？

刘浩：在那个年代，改变命运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要么是这个人有文采、字写得非常漂亮，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人会吹笛子或者拉手风琴，就有可能被借调到某个部门、上夜校、补上文凭，从此成为干部编制，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写诗在这个片子里边更多的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电影是想借诗人，来反映时代对人的影响。在时代的变迁下，其实每个人都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在寻找未知的路上，和理智的自己撞了个满怀，于是产生了痛苦。

记者：虽然电影叫《诗人》，电影的主角就是朱亚文饰演的诗人李五，但是全片都没有展示他写的诗。这是为什么？

刘浩：这就是我的设定。在那个年代，确实也有一些很纯粹的文学青年，但是很少，更多的诗人、文人，是想通过发表文学作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通篇我都没有呈现诗歌，李五可能是略有文采、行文通顺，仅此而已。所以我把他设定为一个矿区的诗人，写的都是行业诗。

记者：电影里有些场景很有时代感，是如何还原的？

刘浩：拍这种年代电影，最麻烦的就是取景，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准备的时候，就想把场景相对集中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别让观众挑出毛病来。电影是在新疆石河子拍摄的，里面的蒸汽火车、文联红楼都是文物级的场景，包括红楼里的沙发、领袖画像，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文物，太有质感了。我也很感谢剧组的美术，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到基层去搜集的，有的年龄比他们还要大。影片里的矿场大院也是在石河子一个废弃的矿区中修复搭建的。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比如，有一个情节是矿山的一个工人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抓起来了，这和1983年著名的“严打”事件相呼应。

《诗人》剧组亮相东京国际电影节

朱亚文、小宋佳都是可以当导演的

记者：这一次怎么请到朱亚文、小宋佳来加盟？

刘浩：就是剧本吸引了他们，当然这一次制片公司真的都很给力，包括演员的经纪公司也很给力，所以才促成了这次合作。两个演员的片酬是非常低的，不可想象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剧本。

记者：您能不能评价一下两位的表演？

刘浩：我认为他俩都是专业型、创作型的演员，都是可以当导演的。他们不是那种为了演戏而演戏的演员，有时候提出的某些小点子，比我想的都妙。比如，有一个情节是李五看到其他男人送妻子回家，他马上转过身不敢看，假装睡着，手却还紧紧攥着被角，这些细节都是朱亚文想出来的。这对我来说也是运气，因为现场我还有一堆的事儿要解决，假如演员不给力就麻烦了，所以这俩演员真的选对了。

记者：电影里还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写他们之间的爱情，你觉得那个时代的爱情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刘浩：记得去年我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曾经的一切都是如此之慢，我给你写一封信都要多少天才能到，两人的情感也要走一世才能走完，这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这样的情感放在那个年代，就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现在看来却是很经典的、弥足珍贵的。现在的人都是说，“不行就掰了，就散了”。我的观点，不是说要死扛，就是对任何事情还是要有种敬畏心。

处女作柏林获奖之后卖挂历还债

记者：听说您在拍电影之前也当过几年记者？

刘浩：对，做记者让我有机会去观察这个社会，到今天都让我受益匪浅，就是无论任何事，媒体人都能透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是一目了然的。我特别感激在媒体那些年。

记者：后来怎么又想去拍电影了呢？

刘浩：先是喜欢话剧，在上海跑龙套、写剧本。没多久第五代导演集体崛起，我就天天泡在上海艺术电影院里看电影。我觉得我也要去当导演，就去考了电影学院，念了三年书。但毕业之后，依然没拿到进电影圈的门票，因为我没有作品。后来就把之前上班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借了十几万，拍了第一个学生作业《陈默和美婷》。

拍完之后，我要还债，又开始在北京卖挂历，当然不是摆地摊，而是开了一个“皮包公司”，就是拿着北京的订金去深圳进货，赚那个差价，一年半就把债还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柏林电影节来选片，把这部片子选上了，还拿了两个奖。由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后来，就跟《诗人》里李五的遭遇一样，一夜之间，电影的衡量标准又不是以文本为主了，而是票房。我一样也很苦闷，那时候找来的片子也很多，但我心里这个坎总过不去，要拍商业片我早就拍了，我这大龄青年入这一行干吗呀，想想还是做自己觉得最擅长的吧。

记者：您之前的几部作品几乎都入围了各大电影节乃至获奖，但是都没有在国内上映。是不是文艺片进入院线仍然相当艰难？

刘浩: 其实都是惯性使然。无非是我第一个电影是在柏林电影节起家的，又是个独立电影，接下来电影的气质似乎就朝着这个惯性去走了。我当然也希望我的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让大家一块去分享。反正不去强求，时机到了就到了，因为我也不是靠拍电影来生活的，我又不供房、不供车、不养家，拿起包就可以走人的。比如《老那》，光这一剧本，全世界的奖金加起来就78万人民币，我就自己投资拍。

记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拍文艺片，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刘浩：不会的，我也不是坚持，都是随缘的。我拍电影是图干这一票我很快乐，如果它不能让我快乐，我何必干呢？当然了，我的生活习惯还是独来独往的，特别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其实我也不排斥拍商业片，我也是个俗人，我入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导演，无非是在剧本这一关，我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我去做，我就会憋得慌。但不排除有的商业片剧本非常好，那我会去拍。

（原标题：用《诗人》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