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中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如何？有哪些特点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记者对白皮书内容进行了梳理。

基本情况：

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145人

在罪名分布上，北京一中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涉贪污贿赂类案件1724件，占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95.67%，渎职类案件78件，占4.33%。

涉案金额上，北京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金额普遍较高，100万元以上的案件共计845件，占案件总数的46.89%。

北京一中院判决没收赃款物、追缴经济损失共计66亿余元，实际追缴到位共计44亿余元，执行到位率达67.1%。

在刑罚裁量上，北京一中院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占此类罪名中被告人数的32.57%；五至十年有期徒刑的占18.13%；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43.02%；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5人，占6.29%。

另外，《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等罪名增设罚金刑后，北京一中院已累计判处罚金共计5800余万元

特点一：小官占比高

清洁队队长贪污220万

在北京一中院审结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中，科级及科级以下的为1756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6.15%；处级421人，占被告人总数的18.26%；司局级107人，省部级以上的22人。

其中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等。

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小官”是涉及职务犯罪的主要群体。在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贪污案中，身为清洁队队长的王远利，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与相关单位签订垃圾清运、道路清扫委托协议过程中，以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达220万元。

特点二：犯罪时间跨度长

贪污公款长达22年

在北京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犯罪的时间跨度为5年以内的1766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6.58%；5至10年的432人，占18.73%；10年以上的108人，占4.68%；犯罪行为时间跨度平均为7年，最长的22年。

犯罪时间跨度最长的是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原主任李柱。公诉机关指控，李柱于1989年至2011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犯罪时间跨度长达22年。

特点三：低龄化趋势初显

35岁至45岁占比最高

在北京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首次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时55岁以上的为179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76%；45岁至55岁的707人，占30.66%；35岁至45岁的866人，占37.55%；35岁以下的554人，占24.02%。

35岁至45岁，年富力强、掌握一定权力的群体在各年龄段中占比最高，而35岁以下的被告人占到24.02%，呈现出“初犯”低龄化的趋势。

在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出纳员张某挪用公款、贪污案中，张某利用职务便利，第一次采取重复开收据、收入及提现不入账等手段挪用公款时，年仅20岁，张某因案发而被捕时年仅23岁，是所有被告人中“初犯”年龄最小的。

特点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部门和岗位是“重灾区”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部门和岗位是频繁涉案的“重灾区”。一些领域，甚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键领域，出现了多人涉案的“塌方式”贪腐枉法。有的机关、单位风气败坏，甚至出现了大面积贪腐问题，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个案件牵出一窝人。

原因分析：

权力过于集中 缺少必要制衡

除了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蜕化变质、法制意识淡薄、职业道德水准不高、心态严重失衡、沾染低俗“癖好”等原因，白皮书还提到了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必要制衡这一因素。

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单位，有的单位对于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项目，同时负有立项、实施、监督检查等职能；在单位内部，权力也过于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一些单位的“计财处”就集中了单位财务从计划、执行到监督的所有权力。

另一方面，权力缺少必要的制衡。一些单位、部门的风险防控制度先天不足，执行的刚性不强，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导致既有制度形同虚设，难以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

中国航天工业供销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航天物资进出口公司经理王大庆贪污、挪用公款案中，王大庆就是公司财务上的“一支笔”，经常会口头安排财务人员支出资金，从不给财务人员留任何签字的单据。

王大庆在数年间屡屡前往澳门赌博肆无忌惮，从不避讳公司员工，他在澳门赌博上瘾，一夜之间输赢几百万元的事情是公司内人尽皆知的“秘密”。但就是如此，王大庆在案发前，从未因赌博受到警示教育及党纪政纪等相关处理。

来源：北京晚报 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