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翎（小说家）

基布兹宣传画

可是总有一些犹疑，比如距离，比如安全因素，在抵消着诱惑的力度，于是以色列在我旅行计划中始终只占着一个不温不火不前不后的位置，直到我读了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本书在诱惑与恐惧原本势均力敌的角逐中注入了一股新的元气，于是拔河的游戏瞬间分出了胜负，以色列终于窜到了旅行名单的队首。

奥兹于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那时地狱之门已经对欧洲的犹太人敞开了一条宽缝。而他的国家以色列，正处在怀胎孕育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国家几乎是在同时经历了成长之痛。他的疼痛是父母遗传给他的，比如对大屠杀的恐惧、对幸存的负疚、对未来的茫然和渴望、对现状的困惑和失望，还有许多找不到准确形容词的纠结情绪。而国家的疼痛相对简单，只需要两个字来描述，那就是匮乏：土地不够，住房不够，水不够，电不够，面包不够，奶酪不够…… 它拥有的唯一一样过剩物资，是敌人。奥兹和他的国家在经历成长之痛的岁月里，都急切地渴望着突围。奥兹的突破口是一个叫胡尔达的基布兹集体农场——他在十五岁时决绝地离家，加入了“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的队伍。而以色列的突破口，是在那些紧紧包围着它、几乎使它窒息而死的四邻中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当我终于在多年的犹豫之后决定启程去以色列时，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奥兹和他祖国的突围足迹—— 他的基布兹和它的戈兰高地。

1、这个在圣经中被称为“流奶与蜜”的地方，以一个凡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一块地质贫瘠的土地，大部分面积都是沙漠，或者岩石裸露的山地，水源奇缺，这也是为什么相邻的国家总要为约旦河水的使用权厮杀得你死我活。我们的导游一路走，一路不停地跟我们显摆着遍布以色列全境的自动化灌溉系统——那是一项领先全球的科技。“我们常年在和沙漠打拉锯战，一日也不得懒惰，稍一懈怠，今天从沙漠手里夺过来的绿地，明天就要变回沙漠。”他这样解释着沿途的地貌和景观。

这个国家面临的敌人，除了贫瘠的地质环境，还有险恶的邻国。以色列周围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它的死敌。就连因为二战的大屠杀而一直对犹太民族心怀愧疚的欧洲，在阿以冲突中，也常常骑墙观看，或者直接站在另外一头。为了防备邻国的突袭，以色列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我们所到之处，满街都会看见稚气未脱的持枪军人。城市里的房子居多是小矮楼，一律用当地的石灰岩铺面，几乎全是一成不变的土黄，窗和门都很窄小，可以想象得到屋内的采光状况 ——-- 那都是为了防御轰炸或枪弹袭击。就在这样单调而缺乏特色的街道上，我们依旧可以看见一家又一家的咖啡馆、酒吧、餐馆、花店。

地雷标志

我们的车在戈兰高地停下，我忍不住想起奥兹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即赎罪日战争）中曾在这里作过战，觉得我的鞋子正踩在他的脚印上，心里便涌上些莫名的激动。此刻正是伊朗吵吵闹闹要送火箭弹过来的时候，空气紧得如同一块没有一丝缝隙的金属板，昆虫翅翼的轻微颤动，都能激起噌噌的回声。戈兰高地仿佛自带着一股无声的威慑力，能让人身上的汗毛竖成森林。沿途到处残留着几十年前的战争中留下的兵营、壕沟、掩体，路边隔几步就竖着一块三角形的黄色地雷警示标记，导游一次又一次地叮嘱我们绝对不可以偏离指定的路线。导游站在一块岩石上，指着远方对我们说：那里就是约旦河。时值正午，阳光咬在皮肤上生疼，远方只是一团没有色彩和线条区分的模糊白色区域。只有闭上眼睛时，我才找到了那条耶稣曾在那里受洗的圣河。我看见水面上闪闪烁烁的金色波纹，也看见了漫天飞舞的鸽子。当然，水不是真的，鸽子也不是，它们只是我的阅读经历在回到它的发源地时产生的幻觉。但有时幻觉比景物更真实。

戈兰高地

可是就在那个战争的瘢痕依旧鲜嫩、轻轻一碰就会流血的地方，却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酒庄，它静静地卧在鲜花和树林的环绕之中，无论是外表还是内里都华贵雍容。我们被邀请进入，在一尘不染的吧台上，用几个大小形状各异、被洗洁精洗濯得光洁闪亮的精美酒杯，享用了以色列最好的红白葡萄酒和餐后甜酒。几个头发梳得溜光铮亮、穿着笔挺三件套西装的帅哥，给我们讲解了许多关于制酒和品酒的知识。我听着听着就犯起了迷糊，感觉像是冒冒失失闯进了大观园的那个俗婆子。明知道这一切都是丝光溜滑的营销手段，依旧忍不住感叹：就在这样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竟然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小资情调的去处。这里离战争近得几乎看得见它身上的毛孔，却又远得像隔了几个星球。

2、傍晚我们歇息在一家基布兹开设的旅馆内。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有点像我们以往的人民公社，或者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基布兹最初的愿望是建立起一种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混合体那样的乌托邦。在初始阶段，基布兹里没有私有财产，成员也没有薪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公家免费提供。当然，这一切已成为史料上所记载的过去。

抵达基布兹时已经天黑，饥肠辘辘的一群人被迅速送进了旅馆的餐厅。餐厅的环境简单却干净，几十张长条木桌整整齐齐地排开，像是中国多年前的单位食堂。靠墙的大桌上摆着自取的食物，分量充足，有多种凉菜和热菜。凉菜是各式色拉，热菜居多烧成糊状：糊状的黄豆，糊状的土豆，糊状的鸡肉和牛肉……我发现垫餐具的纸上印的是一幅早年基布兹的照片：远山，丰收的田野，一群崇尚紫外线的年轻人。恍然之间，我以为自己看见了几十年前遍布中国的人民公社宣传画。

吃完晚饭，出去散步，夜就渐渐深了。沿着昏暗的小路行走，看不见路标，也不识方向，只见不远处的山巅之上，有一片若隐若现的灯火。路遇的行人告诉我们，那是黎巴嫩的村庄，便忍不住想起“虽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名句。这句话在这里明显是误用，因为我们在基布兹的旅馆餐厅里看到了几个从黎巴嫩越境而来的打工仔。

回到房间，准备洗漱，就觉出了空间的憋屈。两张窄窄的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台颜色和声音都已走样的旧电视机，已经把房间挤得很满。说是宾馆房，其实更像是军队营房或者学生宿舍。此时一天的疲劳排山倒海地袭来，我掀开被子正想躺下，却一眼看见白床单上有一团棕色的头发和几个明显的鞋印，顿时睡意全消。前台派来撤换床单的服务员，也是从附近的黎巴嫩村庄来的打工妹，英文很有限。我们的对话在词汇匮乏的陋巷里行走得跌跌撞撞，我从她口音浓重的英文里打捞到的唯一一个单词，是“十二”这个数字。她把这个数字反反复复说了多遍，我至今也没明白她到底是说她在十二岁时来到了以色列，还是她已经在以色列呆了十二年。无论是哪种情形，这个妹子显然已经在以色列生活了多年。这块土地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如此紧密地混居着这么多复杂的人口，他们却像是被长辈蛮横地捆绑在一起的夫妻，既不能好好地合，也不能好好地分。

3、第二天的行程结束得早，回到基布兹旅馆时，尚有天光，我们一行人迫不及待地继续着昨天在黑暗中未能真正完成的探索。基布兹的生活区占地宽阔，除了对外营业的旅馆和餐厅之外，还有一个可作为活动中心的大型员工食堂、一个大停车场、一所学校和一块宽阔的绿荫地。一群放了学的孩子在草地上喧哗地奔跑踢球，身后跟着几只玩疯了的狗。当然，这些服务已经不再全然免费，就像基布兹的雇员如今也不再是义务工作者一样。商业世界里没有死角，基布兹也不是例外，奥兹当年热血沸腾地投奔去的那个理想之地，也仅仅是理想而已。

草地的外围有几条分叉的小路，路两边是一座座土坯房子，居多是平房，样式各异，并不整齐，看得出来是不同时期的造物。每一家门前都有树，外墙的油漆大都已经败落。战争的疮疤依然显眼，沿途我们看见了一个具有两个进出口的大防空洞。在一块由交叉路口形成的空地上，陈列着一辆或许是纪念物或许是战利品的军用坦克，车身上插满了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明知这里不是奥兹笔下的胡尔达基布兹，这个基布兹另有其名，我却忍不住想象着十五岁的奥兹背着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站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中间，热切而惶然地期盼着新生活到来时的神情，不知怎的，心中生出隐隐的疼痛。

基布兹母子

走到学校附近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叫着：“中国！中国！”顺着声音找去，我们发现了不远处有两个三四十岁模样的以色列女子，她们正在采摘路边桑树上的桑葚，一个站在垃圾桶上拉扯着树枝，另一个站在地上接着果子。

“我儿子在学校里学中文，也不知道老师教得好不好。”站在高处的那个女人用英文对我们说。

得知我们的确说的是中文而不是日文或者韩文时，那个女人就把两根手指塞进嘴里，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路边小屋的门哗地开了，跑出来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和一条看起来已经垂老的狗。

“丹尼尔，你天天说没人跟你练习中文，机会送上门了，你赶紧显摆几句。”那个显然是母亲的女人跳下垃圾桶来，把孩子推到我们面前。

孩子脸红了，扭捏了半天之后，才终于开口，嘴里吐出来的是几个我听不懂的怪异音节，似乎是“谢谢”，又似乎是“再见。”

和男孩的谈话最终没能进行下去，但是我的话兴却刚刚苏醒。我一块一块地朝那两个女子扔着探路的石头（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姐妹）：以色列文学、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国文学的以色列译本……我之所以选了这些石头，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学的那点矫情，而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引起她们兴趣的话题。她们礼貌地接过了我的石头，却没有扔回给我。她们的兴趣另有所在：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热门职业、美国的平均薪酬、美国的住房条件。我没有纠正她们，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会把加拿大认作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

4、经过了来来回回的几圈对话，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频率相通的话题：基布兹的历史。姐姐，也就是男孩的母亲，告诉我们：她们的祖父，就是基布兹最早的创建者之一，而他们刚刚去世的父亲，则是基布兹的专业摄影师，他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了基布兹的每一段过去。

姐妹俩邀请我们去她们家的私人图片收藏室一坐。我窃喜，顾不上客气就随她们去了。

所谓的陈列室，其实就是两间相通的小房间，屋里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放大照片，大都是黑白的，也有少数几张是彩色的，但都退了色。居多是历任政府首脑来访时的合影，像很多餐馆酒楼的门面。真正揪住我目光的不是这些，而是墙角几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那是她们的爷爷和他的几个弟兄。这群人是在上个世纪初从俄罗斯长途跋涉来到巴勒斯坦地的，他们是这个基布兹最早的居民。照片上他们头戴风格各异的帽子，手持猎枪，身上斜跨着子弹袋，唇上留着胡须，眉眼之间流露出的是不加掩饰的狂野和不羁——这是奥兹年少时所仰慕的典型希伯来拓荒者形象。

他们的基因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行走了将近一个世纪，传到如今的第三代身上时，就被城市稀释同化了，再也没有旷野之风。两姐妹的服饰和神情，大概也就是北美街面上寻常可见的休闲一族。她们的几个孩子，年岁看起来大致相仿，从房间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追打嬉闹着，大人的英语对话被孩子们的希伯来语插话打成一块一块的碎片。曾祖父对这群孩子来说，仅仅是一张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虽然从他们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起，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从母亲的口中听说了基布兹的历史，但那也只是故事，就像课本里的某个童话或者神话故事一样。

基布兹第四代

这户人家的三个孙字辈，两个都离开了基布兹，但都保留着基布兹的宿舍，常常回来住。他们也把自己的孩子带回来上学，让他们感受基布兹的传统。在奥兹那个年代，以色列刚刚建国，农产品奇缺，急需大批热血青年拓荒种田，奥兹和他的同龄人是带着一腔热切的社会理想加入基布兹的。而现在的基布兹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很多人到外边找到了工作，留在基布兹的人也是领薪水的，只不过比外边稍低一些。基布兹已经经历了“从诗到散文”的嬗变过程（勃朗宁夫人语），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商业村了。我问女主人为什么要离开基布兹呢？她沉思片刻，才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想看看外边的世界”。这应该是一个诚实的回答。里边的人要出去，外边的人要进来，他们擦肩而过，又回首相望。这大概就是大千世界的常态，从亘古到永远。

辞别主人，走到屋外，只见墨蓝的夜空里，繁星万点。以色列的星斗，似乎比多伦多的清澈明亮，远处有昆虫在断断续续地歌唱。这个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颠覆了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得出的印象。奥兹的记忆经过了七十年的沉淀，已经凝固为永恒，像琥珀中包含着的那只昆虫。而我的记忆，尚还新鲜柔软，等待着更多的阅历来将它模塑成型。

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是他者，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

归途中，我毫无由来地想起了奥兹的一句话。  2018.8.17.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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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兹与他的以色列基布兹世界（节选）

钟志清(翻译家)

基布兹（Kibbutz）字面为“聚集、聚居”之意，指的是以色列一种以农耕为主的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个特殊产物，20世纪初由第二次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拓荒者创建。这些充满激情的新移民在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理念的感召下从东欧来到巴勒斯坦，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是辽阔的平原，而是贫瘠的沼泽、沙漠和湖泊，与怀旧歌词中所描绘的祖先生存过的土地截然不同。那里气候恶劣，无法可依，住所经常遭到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居住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之，这些主要来自俄国的年轻人，梦想着耕耘自己的土地。建立集体农场可以从经济上积聚资本，为长期生存做打算，所以从1909年开始，便有了由十几个青年男女组织起来的劳动团体“德加尼亚”（Dagenia），这便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第一个基布兹的雏形。其理念便是用双手耕耘土地，建造家园。其后，新基布兹不断出现，基布兹人员也不断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地区大约有七百人居住在基布兹，到了19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人口已达六万五千人，约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

基布兹在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以色列的基布兹近年来面临私有化加剧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一些从事基布兹题材创作的以色列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探讨为何一度生机勃勃的共同体逐渐萎缩。

奥兹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耶路撒冷，但十二岁那年其母自杀，一年后父亲再婚，十四岁的他决定离家前去胡尔达基布兹（Kibbutz Hulda），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表明同以父亲家族为代表的耶路撒冷旧世界断绝关系。基布兹对于塑造奥兹的个人身份乃至以色列人的集体身份，对于成就作家奥兹及其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布兹不仅送奥兹前去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而且赋予他创作灵感，启迪他逐渐步入文学殿堂。他的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长篇小说《何去何从》（1966）、《沙海无澜》（1982）均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其晚年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又以大量篇幅展现了基布兹的微观世界。

即使在年逾古稀之际，在离开基布兹二十六年之后的2012年，奥兹仍对基布兹念念不忘，创造了反映基布兹人心路历程的短篇小说集《朋友之间》，算是对基布兹生活的又一次回归。收入小说集的八个短篇，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基布兹生活的诸多层面。孤独以各种形式弥漫在集子中的每部作品中。

奥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朋友之间》是“关于人性的一座终极大学”。通过种种日常生活琐事，他探讨人性深处的渴望与欲求，善良与阴暗。

如今，以色列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国家。与奥兹小说中的基布兹相比，现实中的基布兹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新挑战。由于受到全球化和资本价值观念的影响，多数成员希望自己拥有家庭财产与个人资本。一些基布兹成员在基布兹之外创办实业，赢取高额利润。外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布兹青年一代多不愿再回到封闭的基布兹小天地之中，老龄化倾向凸显，人口也在逐渐削减。奥兹在回答当年为何选择居住在基布兹时说，生活在“充满耐心、温情与怜悯的”人中间，能够实现其乌托邦理想。然而，仅有“耐心、温情与怜悯”并不足以支撑他的乌托邦梦想。

（原标题：奥兹的土地，我的眼睛）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