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来源：新华社

此类涉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不以使用信息为目的，较为多发的是利用网络公布他人个人信息，即典型的网络“人肉搜索”，单纯公开和披露个人信息。此类案件占比最高，达到56%。

朝阳法院酒仙桥法庭庭长吴彬例举了最近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高铁“霸座”男子。事件发生后，该男子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微信、家庭住址、就读学校等被陆续曝光，不少网友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加微信等对其进行谴责。随后有记者调查发现，竟有网站提供“身份证实名验证返照片”等一系列个人信息的付费查询服务。

这样的信息泄露会令人人自危。 “然而，由于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外延范围尚不明确，该类侵权行为今后适用隐私权制度还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解决尚不明确，亟待立法和司法上界定个人信息权益的权利属性和适用范围。”吴彬说。

排在第二位的是以使用信息为目的公开个人信息。此类案件占比为11%，实践中如医疗机构公开成功治愈的病患信息，婚介公司和摄影公司未经同意公开客户信息的宣传行为等等。该类侵权行为目前也主要以隐私权纠纷的形式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出现。

排到第三位的为冒用、盗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此类案件占比为10%，如学校谎称优秀学员由其培养进而公布学员信息，公司利用他人身份信息虚假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介经纪人擅自利用客户身份及房源信息伪造固定住所进而取得北京市居住证等等。部分盗用案例反映出目前公共事务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第四类便是信息保管人转让、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此类案件占比10%，主要表现为大型电商企业、旅游服务经营者、电信公司所保管信息的外传，他人获得这些信息后由此进行诈骗或者营销。

“该类侵权行为中，权利人极难举证，立法及司法上尚需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信息保管机构的保管义务范畴、主观过错要件等等。”吴彬表示，目前多数信息保管机构并未建立有效的信息保管制度、监督执行措施和内部惩罚机制。

此外，还有因保管不当导致的与个人信息有关的档案丢失、因错误登记导致的个人信息公开等。

“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无界，个人信息权益民法保护程度的高低，既体现了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水平，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朝阳法院酒仙桥法庭副庭长罗曼说。今天上午，与会专家就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业研讨。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张蕾  实习生：胡晓萱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