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记者：李俐 对谈嘉宾：韩延（导演）

导演韩延在片场

该片导演韩延的名字对大众来说或许还稍显陌生，但若提起他的上一部作品《滚蛋吧！肿瘤君》，相信很多观众都印象深刻。作为一名80后导演，中戏科班出身的韩延没有靠山没有人脉，从大一就开始拍短片，曾入围过戛纳电影节，也曾穷到给别人拍婚礼赚钱。但一路跌跌撞撞的他曾经始终坚持对电影的爱，拍自己想拍的东西，用诚意和观众对话。在《动物世界》热映之际，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漫改电影要抓住原著的精髓

记者：怎么想到要去改编这部日本漫画，它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

韩延：因为它很好地承载了我一直想表达的主题——我们应该怎么完成好这一生。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追求成功的一生，怎么过得更风光，过得更舒适。但是我总在想，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变得就不像自己了。我们受了很多年的教育，才建立起自己生活的准则，却为了所谓的更好的人生，慢慢把这些准则都丢掉了。这个漫画就是把郑开司放到一个特别极端的游戏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称之为动物世界，每个人在里面都是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做选择，就像一个人性试验厂一样，观众可以在放大镜下去看郑开司有没有放弃自己的准则，同时我也把自己的选择放进这个电影。

记者：你的上一部作品《滚蛋吧！肿瘤君》也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对于漫改电影你有什么心得呢？

韩延：《肿瘤君》那部漫画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离生活不是很远。而《动物世界》原著漫画是要重新在二次元的空间里架构一个世界观。考虑到很多中国观众其实对二次元的接触没有那么多，所以我需要把人物尽量的落地，这是本土化过程中最核心的。我其实在方方面面都在为这个落地做准备。举个例子，我们使用了一款年纪比我还大的、产自德国的变形宽银幕镜头。它是纯手工头，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器还没有那么发达，都是靠工匠在磨镜头，所以它的镀膜没有那么完美。这款镜头拍出来的世界，会感觉跟我们肉眼看的世界很像，但是又有一种抽离感。虽然很多观众不会那么专业地去分析你用了什么样的镜头，但是看的时候，观众在心理上会有这种感受。诸如此类的细节很多。

记者：电影里有很多脑洞大开的内容，包括小丑形象的设计，这些是不是为了让电影更具有漫画感？

韩延：对，因为二次元里脑洞特别多。很多人也问我，把这些脑洞都拿掉，故事还能不能成立，我说肯定成立，而且我在剪辑的时候试过一版，把所有脑洞拿掉放给观众看。大家会感觉这些脑洞看似和故事的主线没有关系，但拿掉之后就感觉片子有点儿沉闷。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照顾和原著的重合度，因为原著就开了大量的脑洞，渲染郑开司的处境和人物性格，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我不能放弃掉的。但是原著是用上帝视角也就是画外音来展现的，我比较希望用第一视角叙事，让观众跟着郑开司进入这个故事。而要让郑开司去开脑洞，必须得有一个原因，他又不是熊顿那样的漫画家，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一个童年阴影，让小丑的形象在他体内一直跟他对抗。这种对抗起初像噩梦一样，慢慢地变成了他开始认同这个小丑的身份，这是我在改编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个改动。

记者：听说你给原著作者写了上万字的一封信，当时是不是就已经把你刚才说的这些改编想法都写进去了？

韩延：从我们一开始跟对方沟通，到我给作者写信，其间已经来回沟通半年了，我已经想的非常清楚了。当作者回信说想看剧本的时候，我只用了15天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包括怎么改编，怎么设计小丑，这么拍摄，都写进去了。作者可能觉得我没有在忽悠他，这是他愿意授权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改编漫画，很重要的一点是创作者是不是真的爱这部漫画，如果只是很机械地改编，可能根本就抓不到漫画的精髓，比如日本版电影其实就把脑洞的部分都去掉了，但我觉得作者用这种方式去讲这故事一定是有道理的，它对整个故事的节奏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会把我认为的精髓全部提取出来。

李易峰离质变只差一个角色

记者：李易峰这次在电影里的表演进步很大，说实话，你一开始选择他，是不是主要还是从流量方面来考虑的呢？

韩延：之前我们完全不认识。当我写完剧本，想找一个青年演员来演这个角色，其实真的没有太多选择，现在的青年演员青黄不接。本身这个故事本土化就已经很困难了，我需要演员的状态包括口音，都是让观众没有文化上的距离。选到最后，李易峰就变成我的首选。

我并没有说考虑到流量或者粉丝群体，而是完全从角色的角度上去选择他的。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对二次元也非常敏感，这种默契非常难得。

我跟他见面之前，跟管虎导演也聊过，问过他对李易峰的评价，管虎导演说他身上有一股想把戏演好的劲儿，特别努力。我一听这个就放心了，起码对演好戏这个事他是在乎的。跟他见了面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有那股劲儿，而且通过几部作品的积累，他其实就差一个角色，去完成一个质变，或者一个小的爆发。加上我们俩年龄相仿，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可能在沟通和交流上就更透彻一点。他对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

记者：你是怎样请到迈克尔·道格拉斯这样的奥斯卡获奖演员加盟的？

韩延：迈克尔·道格拉斯是一个非常有经验、非常大咖的美国演员，演过非常多经典的电影，这次能邀请到他，也是我们的幸运。其实我一开始跟制片人希姐聊，她问我说想让谁演大反派，让我放开想。我说迈克尔·道格拉斯，希姐一愣，什么？但是很快她就让同事们给经纪公司写了一封邮件，并附带剧本的英文版发给他们，没想到他对我们很感兴趣。我就连夜写了一个人物小传，从这个角色出生开始写起，写到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出现的阶段，写了70多年的人物简介，就是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角色我是想得很清楚的，并不是想请他来蹭他的热度。我估计他很难看完，因为确实太厚了，但是他的团队看了，感觉到我们的真诚，于是他就来了。

他飞机一落地就到了剧组，把所有的剧本跟我们对了一遍，那个时候我给他看了一个50分钟左右的样片，其实他是看完这个样片才真正放下心来。因为他可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也不是很了解，他看完就知道我们不是在胡来，是认真在做电影的。所以他第二天到了现场很兴奋，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影师、灯光师、录音师纷纷打招呼，说你们的工作很棒。这样，我们就很好地开始了拍摄。他非常专业，非常职业，跟我们这边演员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他来之前没有见过李易峰，但是他把所有的戏都预设好了，再根据现场反应做一些微调。所以，我们拍起来蛮顺利的。

曾半夜惊醒不知何去何从

记者：在这样一部有态度的电影里，你是怎样来平衡商业和艺术的？

韩延：我其实从来没有平衡过商业和艺术，对我而言，就是想拍好看的电影，我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去选择影片的方向。在粗剪的好多个版本里，我们其实每剪完一版，都会请二三十个不同年龄层、非业内的观众来看片，然后会让他们填一份问卷。同时我也会观察他们在看这个电影时的一些感受，比如看到什么地方会走神，什么时候会看手机，这些都会变成我衡量电影节奏感的依据，以及判断剪辑方式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最后也是汇总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才剪成了现在这个版本。

记者：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如果数学不好的人可能就看不太懂这部电影，得二刷、三刷。

韩延：我第一遍看漫画的时候也是似懂非懂，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人物的命运。但很多观众就是喜欢计算，那确实不是看一遍就能把所有细节都看懂的。我数学也不好，写剧本的时候，找了一堆学数学的、做游戏开发的人帮我算，确实找不到BUG。其实这里面所有的都是十以内的加减法，并不难，复杂的是人性、是变数。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里面所有的逻辑。

在算牌这件事上，最初剪辑的版本里并不打算和观众互动的，就是直接告诉你们结果。但我发现可能是中国人的数学太好了，大家对算法特别敏感，所以我就加了一堆特效，去把算牌的逻辑展示出来，喜欢的观众就会看得非常兴奋。

记者：回到你说的电影主题，就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你做导演这么多年，也经历过低潮，也冲击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了，这些过程中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韩延：我觉得我还是“守住了我的道”。我为什么感触这么深呢，刚毕业那会儿，我接触不到这个圈子里的核心资源，就接触到一些边边角角的做影视的人，那时候真的是很受折磨，我不太明白我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为什么每天跟这些人在一块儿厮混，陪他们喝酒，陪他们聊天，他们给我提的所有要求，都是跟电影无关的。他们想找我拍电影，就是因为他们的女朋友喜欢演戏。你明白那种感受吗？在那种时刻，如果我都拍了，也就不会经历所谓的经济低潮，就可以不用每天半夜惊醒，不知道第二天何去何从。但是，思前想后，我觉得如果拍了那种东西，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即使它能够改善我的生活，我也都还是拒绝了，现在我觉得没有后悔。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