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雅山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数百年来，米粮库胡同的总体建筑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老胡同的韵味被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那些胡同里的故事。

作为明代米盐库所在地，这条胡同在清代末期才开始成为民居，尽管作为民居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众多名人的身影：陈宗蕃修建了大宅院“淑园”，并在这里写下了《燕都丛考》；知名学者胡适在这里居住了六年之久，徐志摩、徐悲鸿一到北京，就在胡适家里住下；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垣是胡适的“街坊”，一有时间，他们就到胡适的家里串门；1937年后，著名画家陈半丁在这里住了十余载，当时的书画界名流以参加他的“周宴”为荣……

1因明代内官监而得名

明代，地安门两边设立了内官监、尚衣监、司设监等为皇宫服务的后勤供应衙署，后来这一带的胡同，多因明代内官监署的遗存而命名。比如，如今人们熟悉的恭俭胡同，在明朝时，就是内官监办公地。据《北京西城胡同》记载：“恭俭胡同位于什刹海地区东南部。南北走向，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明代为内官监址。清代初始名内官监胡同，光绪末年讹为内宫监胡同。1911年后谐音定名恭俭胡同。”

在恭俭胡同之西，依次有东西走向的恭俭一巷、二巷……直至五巷。恭俭一巷原为内官监办公所在地，内官监是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职掌土木瓦石、油漆、婚礼、火药等诸作坊，负责营造宫室陵墓，铜锡妆奁器皿等诸事，业务十分繁杂（类似于皇家工程局）。清代后，内官监废弃，地安门一带还留有原“内官监”所属各作坊，这些作坊被用于胡同的命名。如周边的“油漆作”、“大石作”、“米粮库”、“染织局”等胡同，昔日皆为皇官服务的作坊或库房。

米粮库，明代称之为米盐库，属内官监。《明宫史》记载，“内宫监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油漆……并米盐库、营造库等”，清代晚期改称米粮库。当年米粮库的库址设在景山之北，穿过景山就是皇宫了，运粮颇为近便。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米粮库的作用逐渐消失。皇亲国戚均已断了俸禄，再以后“粮库”里无粮，便将“库”改造为民居，且定名为米粮库胡同。或许原本是“粮库”留下的底子，在改造为民居以后，不仅院落宽敞，房屋高大而且房前屋后，花繁叶茂，花园菜地皆而有之。

类似的还有油漆作胡同。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油漆作胡同清光绪时称油漆作。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言此处是明代内官监的油漆作坊。”因油漆易燃，有危险，为安全计，故置皇城最北端，也是离皇宫最远的胡同之一。

知名学者汤大友曾撰文说，自明亡后，清政府对故宫进行修缮和维新，并将前朝内官监之房屋土地，尽皆分拨给这些从全国招募而来的“高级油漆工匠”们居住。

与米粮库胡同隔着地安门内大街遥相呼应的是黄化门街。黄化门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太监们的聚居地，如旧时的司礼监、尚衣监、织染局等都围绕在黄化门街周围。

据清代大文学家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记载：“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书房，赐居黄瓦门之东。”黄瓦门即黄化门街，当时仍在禁垣以内。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黄化门街”。

黄化门街往北，就是慈慧胡同。周边的百姓常将慈慧胡同称之为慈慧殿。别看多了一个“殿”而少了“胡同”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该胡同的历史渊源。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此地“处于明清两朝的皇城之内，清称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称‘护国龙泉慈慧禅林’）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49年称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称慈慧胡同。”

2民国时陈宗蕃买下一段皇城墙

皇城墙是在皇宫之外，围绕紫禁城而建，它沿地安门东西两侧向南延伸至米粮库胡同东口及黄化门街西口。皇城墙始建于1420年，历经多次修缮，如今在米粮库胡同东口的皇城墙，为清时原物。

这段城墙也见证了地安门一带数百年的沧桑。明代，在地安门街道两边设立了内官监、尚衣监、司设监等为皇宫服务的后勤供应衙署，居民也多为皇室服务的勤杂人员。清初，机构逐渐废弃，勤杂人员便在此落户并以手艺活儿为生。此后，这部分人及其后代依靠皇城墙内外建设了大量房屋，一部分成为商住铺面房。民国年间，皇城墙逐渐被房屋遮挡，并最终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1921年4月，京都市政公所招商整修大明濠（一条贯穿北京西半城的排水沟渠，它是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大都的一条重要支系，原名金水河，水枯后成排水渠，改名大明濠），由于资金紧张，这时有人提出用城砖代替铁筋混合土可以节约工程成本。于是，京都市政公所“拟定全段改筑暗沟，上修马路。”

当时，经过测算，以旧城砖代替铁筋混合土，每丈可节约资金几十元。于是，京师市政公所的主事者们便动起了拆皇城墙的主意。从1927年9月3日，京都市政公所“补送拆卖皇城卷宗致办事处的函件”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拆卖皇城墙事件始于1921年6月2日，当时陆续拆除了西安门以南等处城墙。1925年1月，拆卖东安门以北皇城墙砖；同年8月，拆卖地安门以东至东北角宽街、以西部分皇城墙砖，得价三万元。

居住在米粮库胡同中的陈宗蕃，因其私宅“淑园”的东墙恰与皇城墙相连接。为避免自家院落被损坏，也为了响应拆卖皇城墙号召，陈宗蕃个人出资买下该段皇城墙，因此得以保存一段皇城墙。

2005年，西城区启动地安门内大街“城中村”改造，迁走皇城墙内侧的住户和商铺，地安门内大街东西两侧亮出数百米的城墙墙体，后加以修缮，形成如今“红墙绿地”的靓丽景观。后来，在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东口以及慈慧胡同西口也复建了跨墙门楼，以唤起人们对早年历史的记忆。

3陈宗蕃自行设计建造“淑园”

如今，走进米粮库东口，路北有个深宅大院，平日大门紧闭。其实，细究这院子之“根”，就是当年陈宗蕃的私宅“淑园”，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初，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

陈宗蕃，字莼良，号淑园。1904年中进士，光绪末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经济。1910年毕业回国之后，曾经在邮传部任职，并以官员的身份参加了末代皇帝溥仪的登基典礼。辛亥革命之后，陈宗蕃做过银行公会秘书、卫生局科长、北平市参议员等职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团城北京古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陈宗蕃自1904年进京以来，经过近20年的“打拼”，“节衣缩食，薄有余积”。1923年，他和夫人在米粮库胡同东口内路北，置地十余亩，自行设计并建成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住宅，定名为“淑园”，并亲自撰写《淑园记》一文。陈宗蕃在建造“淑园”时留有旁门。旁门正对着米粮库北边的油漆作胡同，对面就是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家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陈宗蕃与夫人马毓秀共同生活35年，夫妻感情和睦，相敬如宾。“淑园”就是依据夫妻二人共同构想建造而成。可惜夫人马毓秀1934年病逝，陈宗蕃为夫人作传和墓志，真挚动人。从此，陈宗蕃孑然一身，不再续娶。有为之介绍者，均被其婉拒。

陈宗蕃自米粮库“安营扎寨”后，便一门心思撰写老北京专著《燕都丛考》。自1927年始，至1935年成书，历经八年之久。

《燕都丛考》搜集的资料广泛翔实，仅引用的书目就有205部之多，其中既有正史、会典、九通等官修巨籍，也有地方志、私人诗文集。包括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各时代的文字资料，其中有不少资料已经失传。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对陈宗蕃的著作这样评价：“《燕都丛考》是迄今所见记述民国时期北京内外城历史、街巷胡同变迁极为详尽的书。”

1937年，陈宗蕃将淑园卖予冯某（曾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管事）之后，便迁居至仅一路之隔的慈慧殿北月牙胡同居住。不久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冯某又将该院落卖予“南满医大”的吴清源大夫，吴大夫将此宅院改造为“清源医院”。在地安门居住了60多年的杨庆生老爷子回忆说，当年在米粮库胡同东口的墙上，就写有“清源医院”四个大字，白底黑字，老远就能看到。

4胡适在米粮库胡同会宾客

1930年12月，胡适北上，携家带口入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院。这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家”，共有六年之久。或许因胡适大名之故，致使米粮库胡同名声大震。

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同年11月28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等职务，此后，他便从上海迁居北平，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儿以及秘书罗尔纲。

胡适在地安门米粮库4号的新居，就在陈宗蕃淑园西边不远处。

由于米粮库4号是三层楼，房间比较多。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以及家里的佣人住房等。即便如此，还是有多个空余房间，就成为胡适的堂弟胡成之、弟子罗尔纲的客房，还有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来北京，也应邀住进了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另外《独立评论》的编辑部也会临时在他家开会办公。

由于空间宽阔，胡适家便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聚集地。来这里吃饭叙旧的客人有文化界名人，如叶公超、马君武、罗隆基、潘光旦等；有胡适早前的同学、学生，如任叔永、周枚生、蒋廷黻、傅斯年、罗尔纲、顾颉刚等。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米粮库胡同中已然难见胡适故居的遗迹，有“知情”者说，现如今的米粮库4号，就是当年胡适所住的院落。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4号院（原21号）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四合院，既没见花园洋房，也没见佳树成荫。根据各方面的文字记载，当年邓小平在米粮库的住所，就是先前胡适住所的原址。

1931年冬，胡适在米粮库4号家中做四十大寿。那时按照北方的风俗，做寿要摆寿堂，吃寿桃、寿面等，亲友要送寿礼，还要请艺人来家吹吹唱唱一番。胡适四十大寿那天，没有摆寿堂，也没有叫堂会，他还嘱咐亲友不要送礼。他的朋友和学生送了一幅寿屏，这件礼物是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人联名赠送的。

另外，他的夫人江冬秀送给丈夫胡适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止酉”两字。不识字的江冬秀解释，丈夫身体素来虚弱，不宜多饮酒，而他又酷爱喝酒，因此特制戒指一枚，劝他戒酒，江冬秀还解释说，“酉”是“酒”字的省写。众人听了，开心大笑。后来，胡适一直将这枚戒指带在身上，每当有些场合朋友起哄劝酒时，胡适就将戒指拿出来救驾。

胡适的老友黎东方回忆说，适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粮库。每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客人可以不经守门的老仆传片，直入书房（星期一到星期六，门禁很严，除非是至亲好友，休想通过门口老仆的那一关）。

当时，访客无论身份，胡适一律称其为“朋友”，故一时之间，胡适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那个时代一句十分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胡适的课，也很佩服他。一次，大概是出于好奇，何兹全也去了胡适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胡同的4号宅，只见宾客满座，都是年轻学子。他们与胡适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江冬秀曾笑言：“这是胡适之‘做礼拜’呢！”

原来，在胡适成名之后，且不说他的同学和朋友，仅他家乡的亲戚老乡前来攀附的人就成群结队，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本人没有职业，接待亲戚同乡几乎成了她的一大职业。为保证教学研究工作能正常进行，胡适每周日特别腾出半天时间来接待客人，他戏称为“做礼拜”，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之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他居住在东厂胡同，直至1948年底离开大陆。

5胡适的邻居和客人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在1930年至1933年曾借住淑园的北房；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1932年至1937年曾借住淑园的南房。这给他们拜访胡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傅斯年到胡适家从不事先约定，有事没事，敲门就进。据常住胡适家的亲戚石原皋回忆说：“傅斯年经常到胡适家来，胡在家即与胡谈，胡不在家，即与其家人谈。我们都喊他‘傅胖子’。”

陈垣是史学大家，他在米粮库居住期间，与胡适做了5年的邻居。陈垣在北京生活了58年，在北京一共换过8处住所。直至落户兴化寺街5号，才安定下来，并在那里整整住了32年。

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一共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36封，而写于米粮库共同居住期间的信件就有24封。这搁在现在，似乎很难理解：既然是邻居，可以当面交流，至少可以互通电话，为什么还要写信呢？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做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正是由于采取书信这种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两人交往的重要实录。

徐志摩是胡适的老朋友。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胡适特聘徐志摩来北大任教，陆小曼不愿意离开上海，徐志摩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两地。胡适在米粮库家中，特意为徐志摩准备了客房，以备好友随时入住。当年徐志摩在胡适家居住时，胡适就要求其助手罗尔纲，每天陪徐志摩到北海公园走走。

徐悲鸿与胡适早在1918年就已相识，他们都是由蔡元培组织的北京孔德学校教务评议会会员，不过，当时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徐悲鸿与胡适真正交往起来是徐悲鸿回国后。从徐悲鸿致胡适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只要徐悲鸿到北京，就住在胡适家中。1932年2月初，日本军舰炮轰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停课（徐悲鸿时任中央大学艺术课教授）。同年2月12日，徐悲鸿抵达北平，寓居胡适家中。而徐悲鸿所住的房间，正是徐志摩寓居胡适家时的房间。

6陈半丁办“周宴”

画家陈半丁是米粮库的“老住户”，他在此居住了十余年。陈半丁19岁时随表叔吴石潜（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到上海拓印为业。后拜吴昌硕为师，期间承蒙任伯年等多位“海派”名家指导，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础。1906年，陈半丁受金城之邀来到北京，他不仅将“海派”艺术带到北京画坛之中，更在这里博采众长，将艺术源头上溯至明清诸家，以借古开今之势确立了个人艺术风貌。

1937年，北平沦陷后，陈半丁拒日伪政府聘请，辞教以卖画刻印为生。后来在友人资助下购得地安门米粮库4号院宅邸。有文字记载道：“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吵闹，几番周折，在严惠宇、杨济成等友人资助下，购得地安门米粮库四号院宅邸，该院落占地十余亩，院中有园中园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命之。”“淑园”由“十亩”变为“五亩”，是否陈宗蕃将院落分割成两院，一半是宅院，一半为清源医院所有？

陈半丁常在家中举办“周宴”。“周宴”就是沙龙性质的聚会。参加宴会的常客，除书画界名流如严惠宇、方巨川、杨济成、蒋兆和等，还有京剧界的名流，如梅兰芳、奚啸伯、程砚秋等，他们都是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米粮库胡同，占用陈半丁家的部分房屋。这期间，国民党还多次劝其飞往台湾，均被陈半丁婉言拒绝。1951年，陈半丁将米粮库宅院售出，另购了西四北六条南魏胡同、和平门内新帘子胡同两处宅院。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