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葵

我这拨儿当编辑的，尤其是图书编辑，和前辈们最大不同是，不能只管闷头编稿子了，还得找媒体宣传，得去批发市场，总之，市场化。谁让我们赶上市场经济大潮了呢。说到找媒体，《北京晚报》是几大媒体巨头之一，发行量搁今天，是天文数字，自是重中之重，就倾心尽力往上贴。

我是个文学编辑，晚报和文学相关的版面，主要有连载、文化和副刊。好在之前就和这些版面的几个记者编辑熟，戴方是常在一起玩的老朋友，骆玉兰是我的作者之一（郑晓龙、冯小刚拍《北京人在纽约》，骆玉兰和《北京日报》的丁人人随组采访，我约他俩联合写了一本拍摄散记，后来出版了，叫《飞跃太平洋》。记得在王府井书店做过签名售书活动，因为姜文、马晓晴、王姬等主演到场助阵，买书人挤破头），所以互相合作一向顺利。

每个出版社都在求报社帮忙。我打小儿不爱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一早儿就想着，既然又是朋友，那更不能求，必须得是你情我愿才成。报纸版面总要填满，如果我提供的内容，正好人家也需要，就叫互相帮助，而不是求，惟其如此，才可良性循环。

为此我研究报纸版面，看人家的口味、节奏，甚至看人家版面设计特点，日积月累，成竹于胸，总能恰如其分地给出稿件，从不生拉硬拽。当然我也挑报纸的，比如晚报吧，我要研究它主要覆盖人群的特点，才能知道哪些书的怎样的宣传，才能传播效益最大化。为此我有若干次，赶着晚报上摊儿的时间点儿，报亭旁边一戳俩小时，仔细揣摩买报人的年龄、职业、性格，等等。

顺便说说，有一阵儿常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跑，琢磨过两地人不同的买报习惯。就拿晚报举例吧，上海的《新民晚报》和北京的《北京晚报》，按时下的话说，都是头部产品，基本都是买报人的首选。不过，北京人买报纸，如果掏出一块钱，选完五毛钱的晚报，会左顾右盼，再挑一份别的什么，尽量不找钱了；上海人不，一块钱掏出来，五毛买完晚报，什么都不瞧，只等找钱。

大约是2008年前后，我变成自由人好几年了，写作兴趣渐浓。有一天在常去的理发店理发，突然就动念，想写写生命中有过交集的人，有的貌似陌生其实很熟，有的貌似熟悉，以为全面了解，却又经不起推敲，越想越陌生。我和骆玉兰说了我的想法，还给这组准备写的系列文章起了总题目，叫“百家姓”。她说好。从此隔三岔五，就有一篇我的“百家姓”短文刊登在《北京晚报》副刊。

很快，满岩接替骆玉兰，继续精心帮我打理每一篇“百家姓”。到了2011年，这系列文章陆续也攒了五六十篇，结了个集，交给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了。开始是薄薄一册，2014年又出了增订版。至今七年过去了，这本书还在加印。印刻出版社也出了台湾版。现在出门，不时会遇到些读者，他们大多说的是：哦，杨葵，我知道你，《百家姓》嘛。

我老觉着，报纸副刊文化特别值得研究，尤其是在报纸没落的今天。前天还跟朋友开玩笑，现在纸媒一片哀嚎，可是如果让我现在创业，我可能会选择做一份小报。当所有人都扑向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会本能地躲开；当所有人都准备离开的时候，倒反而跃跃欲试。而假如做小报，就做一份副刊品质的。那么，所谓副刊品质，或者叫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方家都有论述，要我说，就是熟悉的陌生、陌生的熟悉。所以我常暗自庆幸，当年动念想写“百家姓”，得到《北京晚报》的垂青，这样的文章晚报副刊上刊出，特别自然贴切。

确实有人在研究报纸副刊，比如晚报副刊的老编辑李辉，编选了一大套副刊文丛；“90后”的张逸良也编选了一本副刊文集《知味》。而逸良正是《北京晚报》最年轻一代副刊编辑。前两年我开始重拾毛笔，每天写写字。老天眷顾，居然还办了个人书法展。正是逸良在晚报给我做了整版访谈。

逸良这么年轻，但言谈话语间，颇具老报人风骨，本来已极少写文章的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又重拾了写稿的热情。要说这也是我觉得报纸副刊的“性格特征”之一：必须有个极富亲合力和感染力的好编辑。现在我有什么想写的，都会事先征求逸良的意见，他总是很痛快地说：“写吧，有版。”他有时候编版需要个手写标题，也会找我，帮个忙吧，我从来没二话。就这样，我和《北京晚报》的故事又接续上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