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本）芦川北平

当时的《北京晚报》只有四个版，但内容丰富，有国际、国内、本市要闻，有文体消息，还有一个副刊叫“五色土”。

星期天不上班，为买一份晚报，有时要骑车跑好几个地方才能买到。当时电视还不普及，“五色土”就成了大家重要的精神食粮。它是一个文化大拼盘：小评论“一夕谈”一般出现在左上角，有伍识途的文章，那是主编刘孟洪的笔名，与五色土谐音；下方是小说连载，《十七年沉冤大白记》和《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成了当时人们晚饭后热议的一个话题。此外还有散文、诗歌、谜语，有时有绘画，很多专家为“五色土”撰稿，使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课本以外的许多知识。“一分钟小说”是“五色土”的独家品牌，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体；最有影响力的专栏非马南邨（邓拓）的“燕山夜话”莫属。

后来，晚报可以在邮局订阅了。一份晚报到来，我院七户人家传阅，“收视率”是最高的。最后我还要把“五色土”中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剪下来，收入剪报集中。

我回到日本后，每月由亲友把晚报给我寄来。我读晚报整整六十年了，怀有深厚的感情，它不仅是我的“大学堂”，也是我的“老朋友”啦。

在晚报创刊元年时我出差，从大连乘火车回北京，在车上突发急性阑尾炎，到北京时已经穿孔，并发腹膜炎。入院手术，小病成了大病，住院半年多。术后高烧时，我也没忘了读晚报，请上中班的护士每天给我买一份。

病房里故事多。有一位佳木斯医学院的学生因患髋关节病入院，痛不欲生，又绝食还要跳楼，不配合治疗。院方请我和院工会的霜梅女士给他做思想工作。霜梅是专业舞蹈演员，在一次工厂劳动中不幸被机器轧掉了右手得三个手指，再也不能登台了，只能留在医院工会工作，但她体残心不残。我们做了几次工作，那名患者终于愉快地接受了治疗，并且很快康复。医院不仅治愈了患者身上的疾病，也治愈了患者思想上的沉疴。

我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病员之歌》，请护士帮我寄给“五色土”，不久后便发表出来。第二天，“五色土”的编辑刘孟洪先生到医院来探视我并约稿。我与他成了朋友，交往了三十多年。

后来我在晚报上陆陆续续发表了散文和一分钟小说。得到刘孟洪先生的指导，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都是信件往来，有时他把改过的稿件还寄回来，征求意见。他给我的信足足订了两厚本，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

我们一起看过电影，他还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在丛书之中。在报社召集过几次作者的座谈会，介绍写作的经验，讨论如何办好五色土，组织大家评报……气氛很活跃，记得当时到会的有牛耕、高伟、尾山、刘心武、周止敬、朱正武……我们在报社食堂吃过一次饭，还有一次招待我们在报社看节目，其中有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作者朋友和读者朋友。我的老师很赏识我在晚报上发表的文章，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了，能成鸾凤传？晚报是良媒。

“文革”来了，荣获一顶桂冠“三家村的马前卒”，过誉了，我哪配哟！晚报也停刊了。与刘孟洪先生也不能联系了。

回到日本后，听说晚报复刊的消息，喜出望外，给刘孟洪先生试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不久后接到了他寄来的一个沉重的包裹，里面有三本晚报合订本，还有近期的一摞晚报，附有一封信：他一切都好，又回到晚报，并约稿要我写点海外的事情，开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杂谈录”。

我从大阪乘车回家，拿出久违的晚报，如饥似渴，忘我地读了起来，抬头一看，已乘过两个城市，到神户了，竟全然不知。

去北京时到安贞里刘孟洪先生家中拜访了他，邓拓先生为他题的词仍赫然挂在客厅中。两个劫后余生的人格外激动，笑忆经历的往事，当时我正从事人体摄影，送了他几帧作品留念。

当年的作者刘心武从第一篇短文《妹妹》开始，已离开钱粮胡同小学的教职，成了知名作家；听说高伟去了报社，牛耕去了杂志社……我在行医之余曾给七家报纸写过八个专栏，其中一个专栏坚持了十六年，成了半个报人，受聘于一家报纸任首席评论员。我写短文的本事是在北京晚报“五色土”磨砺出来的。所以说《北京晚报》是我的大学堂，有生之年还要继续读下去、写下去。

北京晚报“五色土”创刊一个甲子了，祝它越办越好。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