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80年代的风流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今天的新一辈！任雁是今晚音乐会中最年轻的歌唱演员，她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阚丽君的这句串场词在如今看来也许平平无奇，但当年给观众们带来的震撼无异于石破天惊。在此之前，业界并没有“主持人”的概念，演出中只有“报幕员”用三言两语对节目进行最简单的介绍。可以想见，这个时而信手拈来地说上一段歌词、时而又邀请演员返场演唱的年轻姑娘对当晚18000名在场观众来说是多么大的惊喜。从那晚以后，“报幕员”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持人”这个新鲜又充满活力的语汇。

在晚报即将迎来创刊6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联系到了这位老朋友。谈起“新星音乐会”，谈起那段年轻张扬的岁月，阚丽君不停地感慨：“我和晚报的故事实在太多了。”阚丽君同时借晚报向关心自己的读者讲述了近些年的经历。2005年，作为昔日“主持第一人”的阚丽君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在经营自己事业的同时，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2014年，阚丽君正式接任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几年来，已经转型为“公益掌门人”的她亲自带领团队为数不清的孩子送去了关心和问候。尽管身份有所变化，阚丽君仍然没有完全告别演艺事业：原来是主持人，现在是总导演。换了一种方式，阚丽君依然活跃在自己最热爱的舞台上。

变“报幕”为“主持”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直到今天，这首被“新星音乐会”大力推荐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仍然会不时地回响在大家耳畔。“二十年”对那会儿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漫长遥远到可以不去考虑的时间，但时光匆匆，今年已经是“新星音乐会”举办后的第38个年头，东北姑娘阚丽君来到北京也整整四十年了。1978年底，19岁的阚丽君作为第一批“地方支援中央”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当时的中央歌舞团，成为了一名报幕员。

能够被中央歌舞团选中，除了优异的外形条件，阚丽君甜美的嗓音也格外招人喜爱。1959年，阚丽君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军人家庭。自小就喜欢唱歌跳舞的她一直都是班上的文艺骨干。17岁时，阚丽君陪同学去报考哈尔滨曲艺团，没想到却被现场的曲艺团工作人员一眼看中。唱了一段歌后，阚丽君被当场录取。进团后，阚丽君开始学习河南坠子。虽然来到曲艺团的经历有些“误打误撞”，但阚丽君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很严格。从没接触过曲艺的她总觉得自己基础不好，学起来特别认真，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坠子板，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练习。也正是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勤学苦练，阚丽君通透清亮的声音为她将来的报幕和主持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7年，阚丽君被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邀请，为一台“欢迎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的文艺演出客串报幕员。《新闻联播》专门报道了这场演出，阚丽君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报幕就上了电视。虽然镜头一闪而过，眼尖的同事朋友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她。回到哈尔滨，很快就有人来好奇地打听，阚丽君怕“麻烦”，干脆矢口否认。小小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中央歌舞团的调令就发到了团里——阚丽君在电视上的精彩表现同样让中央歌舞团的领导过目不忘，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苗子，值得好好栽培。于是带着对首都的无限向往，19岁的阚丽君从家乡哈尔滨来到了北京。

然而，最初进入中央歌舞团的那段日子对阚丽君来说并不好过。被分配进歌队的阚丽君唱歌朗诵都很拿手，但队里唱歌的人不缺，独独少一个好的报幕员。几番考虑后，领导决定把阚丽君培养起来。很快，阚丽君迎来了在民族文化宫的第一次亮相。“我一进团，当时特别有名的服装设计大师夏亚一就发现了我。她给我做了一身像改良旗袍一样的演出服，但是那时候我哪儿懂啊。”想起当时天真的“窘态”，阚丽君自己也不由得笑了，“第一次上台，我差点儿没把那衣服给撕了。我穿着在台上一走，底下的人们就乐。我们团里的老演员不干了，说‘这怎么能代表中央歌舞团？’他们全体联名说不行，差点儿没给我送回（哈尔滨）去。”听了这番言辞激烈的“抗议”，老团长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却温和又坚定地回绝了大家：“你们再看看，她条件还是不错的。你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不如她呢。”

头一回登台就有这么多人反对，阚丽君的心里也一下子没了底，“我想我可能真是不太行”。就在这时，中央歌舞团开始了在南方为期三个月的演出。南京、无锡、镇江、扬州、徐州、上海……年轻的阚丽君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积极而投入地跟随前辈们辗转奔波在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舞台之间。“这三个月就像是一个速成班。一个北方人接受了南方的气息，南北交融之后再回到北京，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青年时代的阚丽君

在领导任志萍的支持下，阚丽君开始试着在团内音乐会上改变以往单调乏味的解说词。“那时候报幕都特别简单，下一个节目是合唱，歌曲哪一首，指挥谁谁谁，说完就走了。”阚丽君先加上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聚一堂”、“今晚月色是多么的美丽”这些亲和的话语，虽然现在观众们早已对这些“套路”习以为常，但在那个思想刚刚解禁、人们连“喜欢”和“爱”都不敢轻易表达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尝试了。后来，阚丽君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己对节目内容的介绍和简单评说。“其实在‘新星’之前，我们的报幕就已经有所变化了。”正是这些大胆的改变，引起了当时“新星音乐会”的策划者之一、晚报文艺记者沙青的注意。

“我是‘新星’捧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首都体育馆，灯全都开着，我看见最远的角落都坐满了人，突然就开始紧张了。”回忆起1980年9月23日晚那场轰动了北京城的演出，阚丽君至今记忆犹新，“我站在后台，觉得有一种天助的力量，一咬牙就走了出去。”全场的灯光静静地扫落在穿着一袭白色长裙、满头乌黑秀发高高盘起的阚丽君身上，她迎着18000名观众热烈的注视，走到了舞台中央。一边向观众们热情地介绍每一位登台的演员，一边又结合着“新星音乐会”的主题畅聊歌词中的精彩片段，全心投入的阚丽君并没有意识到，就在这场演出之后，她的人生即将迎来一次天翻地覆般的转折。

1980年，“文革”期间停办的《北京晚报》复刊。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关口，沉寂多年的中国乐坛也处在剧烈的变革和讨论中。未来的音乐究竟该何去何从？晚报用一场旨在“推出新人，推荐新歌”的“新星音乐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音乐会的计划落定后，时任晚报文艺记者沙青和铁池开始在各大文艺团体中挑选合适的演员。歌手的阵容确定下来后，寻找一名合适的报幕员成了当务之急。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刊发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报道

当时，阚丽君已经在北京小有名气，许多人都开始知道中央歌舞团有个很不一般的女孩，报幕词说得新鲜又有趣。这样的“传闻”自然逃不过沙青的耳朵。在中央歌舞团一间有些狭窄的宿舍里，正在化妆的阚丽君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前来的沙青。“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新星音乐会’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只知道它是一台晚会，但是是一台特别用心做了的晚会。没有哪个演出会给报幕员写这么一大段词的，还得来回推敲，要介绍每个节目，介绍每个演员，我一看，觉得挺新鲜的，心里的激情一下子就上来了。”直到9月19日售票当天，沙青还在修改阚丽君的串场词，“他在售票现场，突然想到了什么，就赶紧写下来，找人送给我，我就得赶紧背。那真的像是在准备一场战斗。”

9月23日，正式演出的日子来临了。在台下候场时，阚丽君探头往外一看，观众们早早地就把首都体育馆坐得满满当当，她开始觉察到，这场演出的意义也许非比寻常。9月24日，“新星音乐会”的第二场演出继续上演，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转播了前一天演出的实况录像，在阚丽君的印象里，那一晚的北京城格外安静：“好多观众来看演出，还有不少人都在家里等着看电视转播，连车上的人都很少。”一夜间，《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兰花与蝴蝶》的旋律回荡在大街小巷，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等八位歌唱新秀和阚丽君也随即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红人。“第二天我和住一个屋的任雁去大石桥胡同的杂货店买月饼，一看我们进来，售货员都唰地围了上来，问我，你是电视里那个阚丽君吗？每个人都恨不得摸你几下。”阚丽君第一次对“红了”这个词有了实感，“那年的中秋，我就是这么过的。”

“新星”合影（左一为阚丽君）

在“新星音乐会”上的精彩表现让大家迅速记住了高挑美丽、声音动人的阚丽君，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出现让“主持人”的概念渐渐浮出了水面。无数的演出邀请纷至沓来。很多不会念阚丽君的名字的人干脆直接说，我们要“新星音乐会”上的那个女孩。从新声新秀音乐会、雅尔合成器第一次进中国到皮尔·卡丹规模巨大的时装秀，从连续主持1989-1991年三届春晚到港澳回归文艺演出，属于阚丽君的舞台越来越广阔，但她仍然对“新星音乐会”情有独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世纪坛有个展览，文艺部分放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新星音乐会’上我们九个人的合影。现在想想，就是年轻人们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阚丽君说，“我是‘新星’捧出来的，我特别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时候。一台晚会、一个艺术家能成功，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最难是“当家”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阚丽君放在桌面上的手机不时就会亮起。微信和电话的那一头，总有事情在等着她拿主意。2014年，阚丽君正式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会长。与现在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儿艺会不同，四年前交到阚丽君手中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我发现最难的就是当家。”阚丽君说，“那个时候真是临危受命。”

阚丽君和孩子们在一起

2005年，阚丽君所在的中国歌舞团（原中央歌舞团与中国轻音乐团组建）与东方歌舞团合并，工作上的变动加之想要进修学习的考虑让阚丽君逐渐从台前的主持人转型。2013年，阚丽君在歌舞团中的一位老领导、儿艺会的前任会长多次和她联系，问她愿不愿意接受儿艺会。沟通了一段时间，双方虽然没有谈妥，阚丽君仍然答应帮老领导一个忙。到了约定好的那天，领导并没有按时前来，阚丽君在第二天给他的司机打了个电话，才知道老领导因为腰痛和流鼻血住院了。“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看个病嘛，也没有多想，就去东北录2014年的网络春晚了。”谈到这段往事，阚丽君脸上的神色还是十分凝重。十几天后，回到北京时，阚丽君完全没想到，她收到的是老领导因为血癌已经过世的消息，上次匆匆一见竟成了永别。老领导的夫人再次找到她，希望她无论如何能够接任儿艺会的会长。

“没有钱，惹了债，还打官司。”阚丽君这样形容当时一片混乱的儿艺会，“我是真的不想接。她告诉我，十三年了，老领导都是用自己的积蓄来维持儿艺会的运转，呕心沥血。如果让儿艺会落到别人手里，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影响，对一个九泉之下的人来说不公平。”听完这番话，性格仗义的阚丽君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答应完成老领导的心愿。“我记得那天是2014年的正月十五，晚上十二点了，我们还在讨论儿艺会的各种事情。”回到家里，阚丽君在沙发上坐了一个多钟头都没有反应过来，一大堆琐碎纷乱的事全部压在了自己肩上，阚丽君有点懵了，“人吃马喂，这些人你是要管的，不是说像演出一样，演完之后就可以甩手不管了。”

那段时间里，阚丽君进过派出所，也收过法院的传票，巨大的心理落差时常让向来习惯体面地出现在别人面前的她觉得难以接受。奔波了许久，儿艺会混乱的账面终于理出了头绪。在阚丽君的努力下，一年后，一盘散沙般的儿艺会步入了正轨。在策划各种演出的同时，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阚丽君“被逼着”开始苦练画画。“原来我也很喜欢画画，就当成玩儿，但是手里的工作逼着我想各种办法。我的想法是，画画的时候让大家跟我一起，这样一来，作品就能够拍卖，这笔钱我就可以用来继续做公益。心定了自然就去努力了，我特别玩命。”

三年多来，阚丽君画了许多作品，其中一幅巨大的《红梅颂》还曾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中展出。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阚丽君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另一件“巨作”——长15米、高3.6米（装裱后高4.7米）的松鹤献瑞《中华盛世吉祥图》。因为画幅巨大，阚丽君专门为它收拾了一间很久没人用过的“棚”。每天早上九点半，阚丽君“打卡上班”，经常画到深夜才收工。长时间跪在地上作画，阚丽君起身时浑身酸痛，连走路都很吃力。看到别人录制的视频里动作笨重滑稽的自己，阚丽君也笑了：“别人可能不太理解，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是多么难的。确实还有不完美，但随着年龄增长，一生里我可能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直都想和艺术家们合作一幅巨画，然后把它拍卖了。”如今梦想实现，虽然吃了不少苦，也为此生了一场病，但一想到这笔钱将来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阚丽君的心中还是十分满足。

阚丽君作品《中华盛世吉祥图》截选

阚丽君在创作中

“我一直都相信，做好人一定有好报。”阚丽君的真心付出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画家史国良、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还有戴玉强、吕继宏、吕薇、李丹阳、李琼等艺术家，都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阚丽君的公益事业。尽管不再像原来那样光鲜地出现在镜头里，阚丽君仍然以另一种方式活跃在自己热爱了一生的舞台上：“让我告别舞台，真的不是很容易，现在我依然没有离开，只是身份变了，原来我是主持人，现在是晚会的总导演，带着小朋友共同演出。没有做过这一行的人可能永远理解不了我的这份感情。”

文字｜北京晚报 高倩

编辑｜北京晚报 高倩

（原标题：好久不见｜阚丽君 从主持“新星”到公益掌门人）

来源：西裱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