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不少曾给卢恩光“开绿灯”的领导干部直面镜头，现身说法。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他们都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

时任阳谷县委组织部长姜峰和县委书记安世银，助推卢恩光当上高庙王乡科技副乡长，可以说帮助卢迈出了仕途第一步。姜峰说，卢直接把现金放在他办公桌上，有时候也送烟，都用报纸包着。

安世银提到，表面上卢只是送了他几个自己企业生产的玻璃杯，实际上玻璃杯里还放着行贿的钱。

此后，安世银调到滨州，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6年12月担任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直至2013年3月。

安还曾经发表文章《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其中提到，腐败分子谋取私利的行为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的运行缺乏透明度，暗箱操作。

提拔副县级是卢恩光仕途中的关键一步，1997年底，阳谷县四大班子换届，卢进入了副县级干部预备考察人选，他不惜花重金多方请托，其中就包括时任阳谷县委副书记汪文耀和时任聊城市委书记张敬涛。

汪文耀1954年8月出生，97年阳谷县换届时他到茌平当县长，两年后又回到阳谷出任县委书记。他于2005年跻身聊城市委常委，2012年3月转任聊城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正厅级）。

“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所以说你追都追不上他，放下就走。”张敬涛曾任郯城县委书记、临沂市委书记，主政聊城3年后，他出任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正厅级）、书记。

正是由于阳谷县、聊城市的多名主要领导干部放弃党性原则，在用人关口上开绿灯，卢恩光顺利当上了县政协副主席。而他并不满足，又开始了向上一级的“冲刺”。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省城，开道手法仍然是大把撒钱。

1999年5月，山东省政协因人设岗，增设鲁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将卢恩光调任中心副主任。一年多后，又任命他为中心主任，成了正处级干部。

时任山东省政协办公厅主任袁义法说，党组会上大家都同意把他调到科技开发服务中心为机关发福利创收。完成任务以后，平常上班他来不来根本不管。

党组会都认可了，组织人事部门也就抱着走过场的心态，甚至明明发现问题也不深究。时任山东省政协办公厅人事处处长朱星光发现卢的档案严重不全，学历、任免文件、工资表等重要内容缺失，也只是要求卢把档案补全，“上面来考察我，我没有少东西，等于我交差了就行了”。

“得过且过”的朱星光后来出任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想争取“福利”的袁义法则于2003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九届山东省委员会秘书长。

从乡到县再到省再到北京，卢恩光把钻营升迁当作事业，把所谓的商业成功模式复制到政治生活中。

他能调入司法部并成为副部级干部，司法部有关领导有重大责任。当年卢恩光为了经营和领导的关系花了大力气，也因此在组织选拔副部级干部时得到有关领导的多次推荐。

据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披露，卢恩光对领导的生活可以说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周都去给领导同志家里送菜、水果、各种肉食、半成品，什么书架坏了，钉钉修修补补的这种小事，全是他在搞服务。

正如片中所说，卢恩光极度扭曲的价值观固然是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但更需要反思的，是他升迁路上的各级党组织。20多名不同层级的党员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多个相关单位党组织不仅没有监督，连基本的管理都谈不上。

不少收过卢恩光好处的人后来听说他成了副部级，自己也觉得实在荒唐，但他们自己也正是这荒唐后果的酿造者之一。

安世银承认自己有错误，而且有些错误很严重。张敬涛则十分后悔，“卢恩光这样的人能当副部级干部吗？但是刚才我跟你谈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你这个关口上，为什么没有把他卡住呢”。

目前，卢恩光案相关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干部，都因管党治党失职失责被严肃追责。

尽管卢恩光案只是极端个例，但它就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

巡视发现的大量案例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

而这些正是政治巡视关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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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微信公众号 长安街知事  作者 刘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