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乍看之下令人困惑，了解之后却让人泪目，因为导演郭柯开始拍摄该片时，中国尚存于世的慰安妇数量为：22人。而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名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

而伴随着《二十二》的拍摄，期间又有几位老人陆续辞世，出现在影片中的“慰安妇”老人，在世者仅剩9人。就在电影上映前两天，这个数字又变成了8，9人中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享年90岁。▼

终有一日，这个数字会变成0。这部《二十二》，或许将成为她们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

“慰安妇”是日本语中特有的名词。但“慰安妇”实质概念是指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有别于“军妓”。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后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不断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中国的受害者们曾先后4次提起诉讼，均被判败诉。

“拍摄她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导演郭柯

拍摄初衷

2012年，来自四川的80后小伙郭柯，开始关注“慰安妇”这一特殊的群体，创作了“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电影《三十二》。

在《三十二》中，郭柯只选取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来代表当时在世的32个“慰安妇”的现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代表，源于2012年，他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于是他以纪录片的形式，将90岁“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那个“鬼子的孩子”的故事记录下来。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儿子▲

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岁老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B站上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这一幕击中了包括郭柯在内许多许多的人。▼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32位幸存在世的“慰安妇”老人陆陆续续去世。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郭柯再度出发，从2014年1月1日开始，一个一个寻找当时仅存于世的“慰安妇”老人，开始了另一部“慰安妇”题材电影《二十二》的制作。“拍完《三十二》后，就想着拍这个群体，当时自己完全像一位孙子辈的后辈一般，完完全全是想帮奶奶们做一些事”，郭柯说。

创作理念

在这部追寻仅存在世“慰安妇”的新纪录片中，摄制组足迹遍及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等地，陆续走访了韦绍兰、李爱连、张先兔、毛银梅、陈亚扁、王志凤、陈连村等22位幸存于世的“慰安妇”老人，最终根据身体健康状况、表达能力、个人经历等，重点选取4位幸存者，分别是湖北毛银梅，海南林爱兰、李美金，山西的李爱连，因为当时全国仅余22位“慰安妇”，片名便被定为《二十二》。

但不同于《三十二》的是，在《二十二》里，老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直白地讲述自己曾经作为“慰安妇”的那段经历。拍摄时，老人多是“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甚至有人说“日本人也没对我怎么样”，搞得郭柯困惑到打电话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问“某某老人当年确定被抓过吗”？苏教授回复他“老人不愿再说很正常”。

剧组与毛银梅老人合影▲

我希望通过这个题材，让自己和更多的人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希望大家看到这部片子，能知道老人当时的心情和现在的生活。”郭柯如是说。

在整部电影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他没有用剧情电影导演的本能去积累矛盾冲突，引发激烈情感，而是将镜头放长，客观、人性、平实地捕捉老人的生活状态。

这样的拍摄手法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质疑和抨击，但郭柯认为：“走不出这段历史的是我们，而不是老人。跟老人去相处一段时间，当问题问出看到老人们的眼睛的一瞬间，我想你的选择会和我一样，你不会多问了，你只是一个晚辈，你不是什么导演。当我把他们当作我的亲人看待，我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将所有镜头拉长，给观众一个机会深情的看看她们，去体会老人的生活环境和她的心情。”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没有血光淋漓的战争；有的，只是适度的靠近，真诚的交流和静静的聆听。毕竟时间会流逝，人会一个个离开，但着眼于当前的生活，真诚关心这些寥寥无几、尚在人世的老人，才是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