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特科、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后代们首次大团聚。

罗援少将说：古往今来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战争中的广大战士们有两大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无名”：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丹心素裹，冷月无痕；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英雄”：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他们的一个人甚至能抵敌人雄兵百万。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这是他们身上的六个特质。

中央特科，即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情报、政治保卫机关，先后由周恩来、陈云领导，主要骨干包括陈赓、潘汉年，以及著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等人。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钱壮飞冒险将情报送出给李克农，李迅速传递给中央，挽救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周恩来在建国后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1935年后，中央特科取消，其职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部等机构继承下来，李克农、孔原、罗青长等人先后领导其工作，功勋卓著。

全国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老战士、102岁的姚子健也来到现场。长安街知事APP发现，从这位老人身上，我们可以回顾那段风云激荡、步步惊心的历史，也证明罗援少将所言不虚。

1934年，正是国民党加紧“剿共”的危急时期，姚子健于此逆境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央特科注入了新鲜血液。陈云曾指示潘汉年，红军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姚子健在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工作，他以患有眼疾为由，调到收发保管军用地图的部门，想尽办法获取到大量保密的军用地图，以及关于部队调动、运作的公文，都交给了组织。

姚子健还随时关注着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哪个部队来人领取某一根据地、游击区所在地的军事地图，说明敌人将对该根据地、游击区发动进攻，需对该处资料进行初步分析整理。敌人拿走什么样的军用地图和资料，姚子健也同样拿一套交给组织。

每到周六晚上，姚子健就提着一个小皮箱，将军用地图和资料放在皮箱底层，上面盖着书或衣服，乘一夜火车从南京到上海，赶到接头点与单线联络人会面。当天晚上再乘坐火车赶回南京，次日照常上班。

姚子健身穿国民党制服，无数次地从国民党宪兵身边从容地闯关过卡。如果临时获得重要和紧急的情报，他则用专门的代号和暗语，写信向组织汇报。这些军用地图和情报，经过党的地下机关源源不断传送到中央苏区，为红军与国民党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身处敌人营垒，姚子健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他平时埋头工作，给人与世无争的感觉。但险情时有发生。有一次，与他单线联系的一名下线吴锡钧（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汤恩伯部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来取军用地图，吴锡钧不知道姚在测量总局工作，双方差点打个照面，这就有被旁人看破的危险。紧急时刻，姚子健转过身去、迅速离开，吴的眼睛深度近视，正和旁人说话，没有看到他。这就避免了身份的暴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姚子健决意奔赴前方抗击日寇，潘汉年介绍他去延安，并写了两张落款为“小K”（潘的化名）的便条，大意为：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一张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一张给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姚子健跋山涉水到了延安，在抗大接受完训练，被派到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从事地下工作，并非次次都能化险为夷，也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纪念会上，刘光典之子刘玉平讲述了父亲牺牲的故事。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获得了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和基隆的通讯密码等重要情报。

1950年，刘光典在基隆得到消息，他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已彻底被破坏，他只身一人，陷入困境之中。在国民党发布对他全岛的通缉令时，他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将近4年后被捕。1959年2月4日立春，国民党军事法庭决定对刘光典执行死刑，他毫无畏惧，从容地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名、按下鲜红的手印。

李克农之孙李凯城主要讲了隐蔽战线斗争对当下的意义所在，他认为，时下80后、90后青年对革命事迹存在听一听就罢，不走心的状态，这是物质生活丰裕，精神信仰丢失的表现。如何与时俱进地将这些革命前辈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值得社会各界反思。对此，他号召与会代表及社会各界挖掘抢救隐蔽斗争历史，为宣传英雄，激励后人，传承发扬红色基因做出贡献。

回忆往事，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当代人，这是“不忘初心”的目的。

来源：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