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伟

创作中的汪曾祺

斯人远去，其文永流传。怀念汪曾祺，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汪曾祺。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整理出版新版的《汪曾祺全集》，并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全集不仅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诸多错讹，还新收了为数不少的佚文佚信。

笔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的一位编辑，在整理过程中，记下汪曾祺少为人知的二三事，以示纪念。

汪曾祺的1980年

汪曾祺最早被广大读者熟知，是因了1980年的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受戒》。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作品，只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伴随着《受戒》的成功，汪曾祺开始在文坛走红，紧接着作品一发不可收，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时，汪曾祺已满六十岁，花甲之年“出名”绝非意外惊喜，实则水到渠成。

对汪曾祺而言，1980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较之“文革”结束之后的最初那几年，汪曾祺那年的心境要好得多。当时的汪曾祺，生活归于平静，于是他也有了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

当年一月，他创作短篇小说《塞下人物记》，后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1980年第9期。三月，迎来他的六十岁生日，当月创作小说《黄油烙饼》。五月，重写小说《异秉》，文末写着“一九四八年旧稿，一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重写”。除此之外，汪曾祺还写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与友人谈沈从文》、《果园杂记》、《裘盛戎二三事》等散文作品。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似乎都为《受戒》的“横空出世”做着铺垫。

《受戒》完成于1980年8月12日。一开始，只是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毓珉说起最近他们单位有人写了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这番话恰巧被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

散会后， 回到单位李清泉还不放心，特意叮嘱了《北京文学》小说组的同事。过了一段时间，汪曾祺把《受戒》寄到《北京文学》，并随附了一纸短简，其中写道：发表它是要胆量的。面对这样一部“味道十分迷人”的作品，李清泉“手里拿着《受戒》也不是不认真端详，无奈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反而觉得这回鼓足了胆量也白扯。”（李清泉《关于<受戒>种种》《北京文学》1987年第9期）

凭着“艺术的胆量”，李清泉毫不犹豫地签发了《受戒》。作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十期“小说专号”中的一篇，《受戒》甫一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正如汪曾祺所言：“《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最终，《受戒》荣获《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正如李清泉所言：“《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受戒》发表之后的种种利好局面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喷薄而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西南联大“好同学”

《受戒》最初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十期“小说专号”上发表。

《受戒》的发表，离不开李清泉的慧眼与胆识。同时，也不能忘记杨毓珉的功劳。正是杨毓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的那番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极大兴趣，间接促成了《受戒》的面世。对此，李清泉曾坦言“一个在轰轰烈烈中，度过了一生或半生的人，容易把意义都集中于轰轰烈烈，以此去看待别样的事物，这是一种可以体谅的心理情绪积淀”。

杨毓珉之所以觉得《受戒》“毫无意义”，这与他的一生几乎在轰轰烈烈中度过有莫大的关系。而至于“味道十分迷人”，则是因为《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写的是中国人的人情、人性、人之欢娱，写的是他和汪曾祺都曾亲身经历过的最质朴最美好的情愫。

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两人一生交好。汪曾祺曾替杨毓珉写过一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诗歌编读后》，对唐朝诗人李贺有极其精彩的分析，文中写道“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当时，汪曾祺才二十多岁，但透过这篇短文便可见其文学才华。据云，他们的老师闻一多读了这篇读书报告，大为赞赏，直呼：比汪曾祺写得好。殊不知，这其实就是出自汪曾祺之手。

杨毓珉是1940年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和汪曾祺一起住在25号宿舍。1943年下学期，他们两人搬出宿舍，在民强巷租了一间房子。1944年毕业前夕应征入伍，随美军到过越南等地。1944年深秋，杨毓珉从越南前线回昆明休假，去民强巷探望汪曾祺。当时汪曾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 晚上裹一床破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杨毓珉看到当时情景，赶紧找到他们曾经的舍友周大奎求助。当时周大奎正在筹建中国建设中学，于是汪曾祺得以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生活才得以为继。抗战胜利后，杨毓珉作为随军翻译员的使命结束，顺利毕业后曾一度到中国建设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复原，迁回北平，汪曾祺和杨毓珉才各奔东西。

1949年后，杨毓珉在北京文化处供职，汪曾祺则随四野工作组南下，在武汉一中学当教务主任。又是杨毓珉出面请文化处副处长王松声（西南联大校友）一纸商调函把汪曾祺调回北京，在文化处工作。回北京后，两人同住一个宿舍，同在一个单位。1962年，汪曾祺写信给已在北京京剧团任艺术室主任的杨毓珉，想回到北京京剧团。杨毓珉找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商量，调汪曾祺来京剧团，获允。汪曾祺后来在北京京剧团担任专职编剧，直至退休，期间创作完成了《沙家浜》、《裘盛戎》等多部剧作。

除了沈从文之外，杨毓珉可谓是汪曾祺的知己，两人友谊长达55年，在汪曾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杨毓珉都“恰到好处”地出现，真可谓西南联大“好同学”。

当编辑发掘好作品

汪曾祺的书法作品

作为作家的汪曾祺，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编辑。他曾先后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杂志当过编辑。一手发掘了方之的《在泉边》、陈登科的《小活塘》等作品。作为自然来稿，陈登科的那篇《小活塘》投寄到《说说唱唱》本被弃用，归在一堆废稿子中，是汪曾祺重新发现了它。稿子本身很乱，有错别字，还有作者自造的字。汪曾祺耐心读完了，认为是一篇好作品。然后找到执行主编赵树理。赵树理看了也认同汪曾祺的判断，亲自修改润色后最终在《说说唱唱》发表。《小活塘》中，有一个字反复出现，这个字很像繁体字“马”，但是下边却少四个点，汪曾祺他们都认不出来。康濯猜测念“趴”，因为“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嘛。为此，他们特意写信问陈登科，陈回信说就是“趴”。足见，陈登科的那篇稿子是多么难认，但即便这样汪曾祺还是读出了它的不同凡响，最终促使它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据刘锡诚回忆，他上大学时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几篇理论文章，投给《民间文学》杂志，就是经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汪曾祺的手给发表的。任职《民间文学》杂志期间，汪曾祺曾主动打电话找到好友邓友梅，询问他是否有整理好的彝族民歌，若有可在《民间文学》发表，并叮嘱写几句序言简单介绍彝族民歌的情况。不久，邓友梅把他在大凉山搜集整理好的彝族民歌交予汪曾祺，并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读了稿子后，汪曾祺告知邓友梅：序言太长了，只保留介绍彝族民歌的，抒发个人感慨的须删去。汪曾祺还建议邓友梅抒发个人感慨的文字可以单独写成散文。此外，序言中谈及一位土司，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也曾兼做军阀部队的武职，汪曾祺将这些文字一并删除了。《彝族民歌选》最终在《民间文学》发表，邓友梅得到了一百多元的稿酬。据邓友梅讲，这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得到的最多的一笔稿费。（邓友梅《再说汪曾祺》）

在编辑之余，汪曾祺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虽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但仍能让人读出汪曾祺的独特性。1951年3月25日出版的《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一期，汪曾祺发表了一篇《一个邮件的复活——访问北京邮政管理局无着邮件股》。这篇文章是汪曾祺读了《人民日报》的一份“读者来信”，深受感动而创作的一篇访问记。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远在爪哇的华侨林潭水寄书给在北京的女儿林爱梅，只写了收件人，未写收件人地址，结果邮件变成死件，无法投递。后经邮政局无着邮件股的工作人员辗转努力，最终成功把书送到林爱梅的手中。林爱梅特意给《人民日报》写信感谢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汪曾祺便是由此访问了北京邮政局无着邮件股，写下这篇访问记。文章题材“应景”，但是字里行间还是很有“汪曾祺范”，文章开头写道“你在家里坐着, 看看报, 跟朋友谈着天……”笔调轻松舒缓，很有腔调。难怪诗人邵燕祥当时读了，就觉得不同寻常，多年以后仍记得并建议汪曾祺的家属去翻找当年的《北京文艺》，并最终找到了这篇文章。

在《北京文艺》汪曾祺还发表了《丹娘不死》、《赵坚同志的<磨刀>与<检查站上>》两篇谈艺文章。此外，汪曾祺还创作了《怀念一个朝鲜驾驶员同志》等文章，这些新的文章被发现，并收入到新版《汪曾祺全集》中，利于读者全面地认识汪曾祺。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