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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字故事 新工人在流水线上写诗

2017-05-12 12:00 北京晚报 TF005

皮村位于五环外,隶属于朝阳区金盏乡。如果不是开车,从市区坐地铁转公交的话,到那里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前段时间,因为一篇在网上刷屏的爆红文章,人们知道了北京有个皮村,皮村有个工友之家,工友之家有个文学小组,文学小组里的人是一群普通打工者。他们白天上工,晚上用纸笔写作,编出了四册《皮村文学》。

作者 张玉瑶


《皮村文学》不是规范印刷品,没有书号,没有插画,也几乎没什么设计,看起来简陋,一页页白纸黑字却有着扎实的视觉冲击。目录上,每个人的作品都规规矩矩排在自己的名字下面:李若、小海、寂桐、郭福来……翻过来,四册书的封底上印着同样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句话,也显眼地挂在皮村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进门处,是新工人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宣言。

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付秋云被人称作“小付”,负责着文学小组的召集和组织工作。这个长得小巧玲珑的90后河南姑娘告诉我,编辑《皮村文学》是给文学小组义务授课的张老师提议的,张老师也负责了主要的排版工作。四辑作品集共四五百本,也都是张老师自费印刷的。

小付说的“张老师”,就是张慧瑜。张慧瑜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2014年,他看到皮村文学小组招辅导员的消息,自愿报名,从此每周日七点半到九点半来皮村给工友们上课,并带动了他学者圈子中的许多朋友。

文学小组的课堂,安排在皮村工友之家的一间堆满杂物的大办公室里。上课时,张慧瑜端着电脑坐在长桌子的一端,工友们则任意围坐,桌上坐不下了,在外面再坐一圈,视人数而定。工友们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要到外面包工,因而每次文学小组的参加者也都不固定,但只要有空,大家都会过来,如庆典一般度过这疲惫一周中最后的,也是最温情脉脉、最忘记现实的一刻。

五一前的这次活动有些特殊,课堂里围坐了许多媒体,都睁大眼睛,想看看一个专业的文化研究学者是怎么给打工者上课的,文学和劳动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相遇。令人微微有些惊讶的是,课堂并不是如想象中“你说我听”、“你启蒙我接受”那般被动,而是相当活跃,几乎每个工友都有强烈的参与和表达意愿,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更像个论坛。福柯、话语即权力、沉默的大多数、左派意识形态、三岛由纪夫、沈从文、渡边淳一,这些常常能看见一架飞机文艺青年口中和文学论文中的词汇,纷纷出现在一个由劳工组成的业余文学小组的对话中,跟在一连串喷漆工、家政工、月嫂、流水线工人的自我身份陈述后,竟丝毫不觉违和。

学员们回忆,张慧瑜在课上讲过各种各样的文本。有经典作品,如鲁迅的《故乡》、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有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还有工友们自己的创作,多是写他们亲身的见闻和经历。讲评作品时,每人轮流朗读一段,张慧瑜讲一段,供大家讨论一会儿,这是他常常采用的上课方式。朗读的人都读得很认真、很慢,其他人则静静聆听。外面来的人容易将这种场景奇观化,但80后学员、工友之家有名的诗人小海却觉得没什么:“就像别人下了班喜欢坐在一起喝酒打麻将一样,我们共同爱好这个,就坐一起聊聊。同样情怀的人容易相处。”

张慧瑜说,文学小组的写作是“最不功利”、“离精神性最近”的写作,因为工友们“写出来就很幸福”,不指望能发表,更不指望靠它来吃饭。他还跟工友们开玩笑道:“有些朋友说,皮村的工人真幸福,每周还能讨论文学。中产阶级成天忙乎来忙乎去,却连文学小组都没有,想讨论也没处讨论。”一屋子的人笑。那一刻,皮村,这个地图上微不足道的村落,短暂悬浮于现实之上,也最正面直视着现实。

文学博士老师和工人“同学”

皮村是个典型的城中村,环境不佳,流动人口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外来务工者。这里租金低廉,但需要忍受脏乱的环境、不便利的交通和飞机的噪音——这地方离机场很近,每隔几分钟,就能看见一架飞机出现在头顶,缓缓飞过被皮村人随处架设的电线所分割的低空。

成立于2002年的工友之家,是皮村人气最旺的地方。一眼望去,这个大院子俨然是个颇为完善的文化场域:有自己的剧场,崔永元曾在这里主持过几届打工春晚,在网上引起轰动;有自己的博物馆,陈列着交驳了光荣与血泪的中国打工史,以及“新工人”阶层形成后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的图书馆,墙上贴着详细的借阅制度,书架上不乏《鲁迅全集》《中国新诗大系》这样的现当代文学经典;还有影院、互惠商店、供打工子弟上学的同心实验学校等等,当然都是“自己的”。

工作人员路亮皮肤有些黑,不知是否和他曾经当过煤矿工人的经历有关。他帮我拿来两本《皮村文学》后,就忙着去和同事一起调试新工人剧场里的器材,为即将举办的五一劳动节社区联欢会做准备。他现在是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手,将登台唱一首自己创作的歌。剧场音响里循环播放着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昂扬的歌声和博物馆里“记录工人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尊重”的标语一起,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交错出一种特别的、积极的文化氛围。工友之家的建立者之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坚持认为,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倡导劳动价值和劳动光荣,主动表达自己,而不是被代言。

2014年10月,有工友提出想接受一些写作方面的培训,于是诞生了文学小组。和这里的其他活动小组一样,文学小组也可以视作是新工人自觉意识萌芽下的产物,只是没想到,后来它竟成为皮村工友之家坚持最久的常规活动,而且有一天,竟会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负责招老师的是小付,按照她最初的设想,文学小组的形式是按期举办,每期十节课,由不同的老师来上。贴出告示后,很快有了第一个报名者,然而和小付在电话里聊过后,听说上课地址在六环外的皮村,而且为照顾工友上班时间,课都安排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便放弃了。“实在太晚了,人家不方便。”小付挺理解。第二个报名并发来简历的,便是张慧瑜。张慧瑜之前就听说过皮村的工人文化建设,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即使小付实情告知他种种困难,他也表示都能克服。于是,这位正宗的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被“录取”了。张慧瑜说,“可能是看我的简历从本科到博士都是读中文的,所以就让我过来了”。小付则笑道:“其实当时也没别的人了。”

文学小组的初衷是招个教工人提高写作能力的老师,结果招了个文化学者,小付说,这挺出乎她的意料。一开始,她和张慧瑜设计了十堂课的主题,譬如第一堂课是看图写作,再层层递进。讲了两次课后,他们发现单纯讲授写作技巧有些局限,工友们对关乎自身的社会话题、新闻事件和文学文本也都很感兴趣,于是课堂内容逐渐拓展,也抛开了原定的计划,把“拿起笔写”的模糊意念,变成了从形式上看颇为正式的文学写作和批评。

张慧瑜对这些“学生”写作的意义评价很高,他认为,工人们的写作补充了经典文学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感觉,“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是拯救了当代文学”。更令他触动的是,文学能够在打工者身上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直接表达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工人们面对命运不卑不亢,大悲大喜都能坦然面对,这恰恰是中产阶级需要学习的地方。”

而对于皮村的工人们来说,文学小组成为他们平凡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流动的盛宴”。十次课后,活动并没有按期结束,而是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甚至2015到2016年,张慧瑜要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他也提前安排好了这期间代课的老师,多是他的学者圈子的朋友,包括刘忱、孟登迎、李云雷、黄灯、师力斌等。于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工人社区的文学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和时间里,没有中断。

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群”里,已经有一二十位老师了。虽然他们每次上课前,都会和张慧瑜、小付沟通讲什么、怎么讲,但小付曾经也有过担忧,怕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校老师们讲的东西太高深,不能很好地为工友们接受。她课后私下问学员觉得老师讲得怎么样,大家纷纷表示“挺好的”,不少人从第一节课听到了最后,许多没写过文章的也拿起了笔,试着写点什么。这让她放下心来,继续跑动跑西地为大家召集活动,打印文稿,推荐发表。

写作的愿景

皮村文学小组渐渐有了些名气。通过老师们和志愿者的牵线,一些媒体上门来约稿,如关注女权的公众号“尖椒部落”,关注非虚构写作的网易“人间”栏目、界面“正午故事”栏目、全民故事计划等。邀约都转到小付这儿,小付觉得,万一能发表也是好事,一来激励写作,二来也能让大家挣点稿费。于是,她有机会就会帮大家投投稿。

李若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成了“流量女王”的。2016年初,网易“人间”栏目来皮村约稿,小付号召大家写,说还有稿费。李若本来没想投,架不住热心肠的小付成天催促,就找出以前写的一篇关于姐姐的文章,一个字没改,草草交上去应付交差。没想到,小付投出去的十篇文章里,只有她的中了。后来,她又在“人间”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成了固定的作者,阅读量都不错。

“李若”是笔名,不用真名,是因为不想让老家人看到她写的东西。她写的都是河南信阳老家的现实,譬如在去年写的《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里,写到了农药使用过度导致儿童误喝致死、在化工厂打工患尿毒症、赌博败光家产、老人养老无着被儿女抛弃等触目惊心的事件。“我把农村不好的一面都写出来了,除了人名和地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李若说,怕老家人看到了不理她。现在家里只有妈妈知道她在写东西,但不赞成,怕这事情“伤脑子”。“在我妈观念里,我只要好好上班拿工资就行了。”

读高中时,李若因家里拿不出姐弟仨的学费辍学,后来在电子厂、服装厂、鞋厂都干过。但上学时,她的作文写得挺好,总被老师当范文念。她也从小喜欢文字,家里擀面时用报纸垫着,她一边擀一边看报上的字,绕着桌子转圈,直到把报纸看完。2012年,她经介绍来皮村工友之家工作,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好多好多书可以看,人们和她也都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有着兄弟姐妹般的气氛。她很佩服这里的两位创办者孙恒和王德志,“以他们的才能,随便找个工作都比在这儿收入多,但他们坚持在这里帮助工友”。

她也喜欢文学小组。老师们在写作上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就是在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老师的启发下写出来的。刘忱老师在课上讲了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说大家也可以写身边的案例,李若就写了个提纲。“人间”的编辑看到后觉得选题挺好,让她进一步细化,好好写。文章发表出来后,受到了不少关注,还有上海的记者专程来采访。

写作、发表都是无心插柳,但李若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开始明白了她的这种呈现和写作的意义:“那些现象、问题都是正在发生的,是我看到和认识到的。我想把农村的养老、医疗、生老病死等问题反映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最好得到解决。”这是“愿景”,她很郑重地说。

来这里授过课的学者黄灯评价李若的文字“有直刺人心的力量”,而之于李若,文学施予的最明显的影响大概是,“以前我在小圈子里是默默无闻的人,现在被提到的次数多了,有点成就感”。

但尽管如此,她对自己写作的缺点一直有很自觉的体察。“我不会写闲笔”,她用了一个文学术语,又用通俗的话解释道,“一个东西是鸡蛋大,我就只能写鸡蛋大,写不了西瓜大。”她觉得小组里许多人都写得更好,比如范大姐,“她读书多,老师讲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她都知道”。

“我们条件都差不多,身边没有大富大贵的人,没有对比,大家心态都很好,也不会觉得苦,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每个人都有梦想,不管能不能实现,还是要有点追求,不然日子怎么过呀。”一朵柳絮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李若眼前,她凝神,用手拈住它。这个有12岁儿子的母亲,一瞬间露出少女般的表情。

生活的意义

从事过快递员、门卫、焊工、喷漆工、绿化工等许多工种的河北汉子王春玉,把皮村工友之家比作是打工者的圣地延安。“战争年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千里奔赴延安,我却像回家一样虔诚地奔赴皮村。”每个周日傍晚,他都从自己居住的地方步行一个小时,出现在皮村的文学课堂上。

延安,的确是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许多工友从全国各地的工厂里、流水线前来皮村,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文学小组,这和物质无关,只是纯粹精神上的吸引。来了以后,就在皮村周围找个工作,空出周日晚上的时光。

80后的小海是个其中的典型。在普遍有些沉默腼腆的工友中,他像是一个异数,年轻,热烈,乐于表达,语速很快,情绪饱满而外溢,如同从某一首诗歌中走出来的抒情主体,时常迸出些非日常的文学语汇,尖锐地穿透皮村的语境。和“李若”一样,小海也是笔名,源于海子。卧轨而去的海子,是他在许多诗歌中描述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哥哥”。

小海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生活同样丰富。来皮村前,他辗转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多座城市打工,在服装厂里上过领子,在富士康厂里检测过iphone6s。“就是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起来,再放回到流水线上,这样度过一天。”相较流水线,他更喜欢服装厂,因为是计件工作,在一件衣服和一件衣服的间隙,他能够避过工长耳目偷偷写点诗——当然也有被发现的时候,免不了被收走、撕掉的命运。现在回想写的那些,“其实就是发牢骚,是一瞬间的情感迸发、精神动荡。后来别人说有点诗的意思。”

他的诗歌启蒙是摇滚。“初中毕业我爸问我喜欢什么,其实我喜欢音乐,但我不敢说,只好说不知道,我爸就送我去技校学了缝纫机。我听网络歌曲流行歌曲都没感觉,唯独听了摇滚,比如许巍、郑钧、张楚、汪峰的,会感觉有种力量。我常常听着他们的歌干活。”还有国外的歌手,如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大门乐队、U2乐队等等,因为汪峰提到过,他也找来听。他不懂英文,就去看中文歌词,一眼觉得“太厉害了”。“我以前没听过六十年代的美国摇滚,但我第一次听就一见如故,没有一点隔膜。”伟大的艺术作品,他赞叹。

摇滚乐里吟唱的自由和苦闷,作为象征投射到流水线上的日常,将他抽离出来去观照灰冷的现实,这让他陷入迷茫和困惑:“机械化的生活,和我觉得人应该怎么活着,反差很大。我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知道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一眨眼,十几年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回想起来会有种很不堪、很荒诞的感觉。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他模仿着列侬和迪伦们的句式,在车间里随处抓来的报表和发货单上,写下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的理想和现实,以及二者之间的撕裂。“这方法很笨,但很给我力量,‘像一块滚石’。”

虽然别人包括亲人始终不理解,他也一直觉得自己写下的东西“不成熟”,但汪峰说过,“一个人坐下来去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样的”,这话给了他一些信心。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讲述打工者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深觉震撼,因为“才知道有那么多工人都在以这样的形式去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多人在写,写得那么好”。

于是来皮村,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同类。他在微博上和张楚有联系,张楚听说他是工人,就把他介绍给了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创始人许多。许多说,北京艰难,要来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他想了想,还是来了,一边在皮村周围做着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作,一边坚持参加文学小组。

小海觉得,皮村和文学小组带给他的影响是,他渐渐从一个摇滚青年的愤怒,转变为关心自己所在群体和阶层的生活。“我以前在工厂里发泄情绪,但从来不会写我们的工作,写流水线,写工友。”在这里,他开始正视自己工人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所具有的“金光闪闪”和“荒草丛生”,如他在一首名为《中国工人》的诗里写到的那样,雨后的天空,城市的夜晚和浩浩荡荡的河流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长满了铁甲铮铮的中国工人/长满了静默如谜的中国工人”。张慧瑜评价说,这是对劳动者创造世界的最丰富的见证。

《皮村文学》的第四辑是小海的个人诗集,名字叫做《工厂的嚎叫》,来源他非常喜爱和钦佩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嚎叫》。社区和老师帮他免费出了这本诗集,他很高兴,也感到一种安宁和厚实。“我以前觉得是孤独的,处于颠沛流离的动荡状态中,现在觉得更有力量一点,更稳一点,有种到家的感觉。这样的氛围,比工厂生活有意义很多。怎么样去做新时代的工人,是有意义的事。”

“意义”,是包括小海在内的所有皮村工友从这里找到的东西,这给予他们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也给予他们积极乐观的现实生活。“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不能被漠视掉。有时我们的自我意识不强,学历不高,不知道往哪走,但要让我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是能够发声的,要有这样的精神文化建设。哪怕一点点,就很感激。”

小海坐直身体,露出黑T恤上的红字:活着还是存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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