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弘 李缅燕

“走向世界丛书”记录了19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兼具文史趣味和学术价值，选题独特、视角新颖，一经推出，便赢得了包括钱锺书、李一氓等专家学者在内的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赞誉。李一氓（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称赞：“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

最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主要收集1911年以前中国出使、考察、游历西方各国的记录，全都是亲身经历的见闻，共收书65种。和已出版的第一辑35种一起构成了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记录世界、剖析世界、接纳世界艰难历程的全景图。

穷37年之功，成就百种图书的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体现了出版家钟叔河对出版事业的坚守，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生活经历很简单，思想经历很复杂

钟叔河自称，他生活上的经历很简单，思想上的经历很复杂。他1931年出生在长沙，除了抗战八年、坐牢九年外，其余时间都在长沙，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了。1949年，他报名参加了新华社和《新湖南报》（后改名《湖南日报》）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当中，有大学生、研究生、高中生，还有个别初中生。后来他才知道，后来成为鲁迅研究专家的朱正和著名出版家刘硕良也参加了考试。三人当时互相都不认识。朱正、刘硕良在新干班受训三个月后，刘硕良分配到广西，朱正分到湘南，钟叔河却在参加考试后，立刻去报社上班。此时，《新湖南报》的社长是李锐。两人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后来“反右”开始了，钟叔河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教养。1970年，钟叔河再度被人检举、揭发，被判刑十年。因他解放前学过几天机械制图，到农场劳改队劳动改造。在劳改队，偶然得见的潘汉年曾对他说，你还年轻。这话给躺在黑暗监房里的钟叔河增强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在劳改队，钟叔河和朱正、余润泉等人谈吃、谈性、谈中国的前途。他们认为，世界在前进，而中国则停滞了。如果中国打破禁锢，走向全球文明，中国就能一起进步。而这些观点，后来出现在“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中。

37年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1979年3月，48岁的钟叔河被提前一年释放。1979年9月，钟叔河被平反改正。他不想回报社,拒绝了《历史研究》杂志社的工作，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此，他四下访书，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晚清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精选了其中的100种。

钟叔河策划这样一套书，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虑。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止，在封闭30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改革开放。钟叔河敏锐察觉了时代的变化，他以出版为志业，向1980年代的中国人展示，晚清的中国人是怎样看世界。这些人包括容闳、郭嵩焘、黄遵宪、张謇、康有为等等，既有走出国门的大使、参赞，也有清朝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的海外见闻，既展示了清末的“变革图强”与“西学东渐”，又寄托着钟叔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期盼。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出版。封面左上角的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

虽然并非新书，但此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知极少，而本书因有大量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历史风俗的描述而大受欢迎。此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游记面世。

钟叔河把丛书陆续寄给了此前的老领导、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李锐向《人民日报》推荐了书评，并把“走向世界丛书”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很快，读者记住了“走向世界丛书”和它的编者钟叔河。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到1983年，“走向世界丛书”总共出版了20种。1984年，钟叔河调任岳麓书社任总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出版项目也被他带到了岳麓书社。在之前已经出版20种的基础上继续出版，到1986年共出版了35种。

钱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钟叔河一人

在编辑、出版这套书的过程中，钟叔河与比他年长21岁的钱锺书有了一段交集。两人本不相识，20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向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社主编董秀玉表示，愿意和钟叔河见面谈谈。

1984年1月，钟叔河到北京，董秀玉便将他带到三里河南沙沟，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钟叔河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锺书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独出版，表示愿为作序。回到湖南后，钟叔河收到董秀玉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 钱钟书看了钟叔河写的各篇序文，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钟叔河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13处错误。3月下旬，钟叔河收到了钱锺书为丛书叙论集所做的序言，其后又几次修改。

1985年，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由中华书局出版。钱锺书在序言中称“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事后，在杨绛写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20年前钱锺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始料未及的是，钟叔河再次遭遇挫折。当时，湖南的出版界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的著作，被人指责为“三种人”而受到查处和追究。这“三种人”，两种都与钟叔河有关：《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钟叔河提供的底本，由朱正当总编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周作人之前是汉奸。幸亏胡乔木看重周作人的文章，钟叔河才没有遭难。1988年，钟叔河不得不离开了总编辑的岗位。次年，58岁的钟叔河提前退休。因为没有合适的人主持，“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也被搁置下来。

2008年，岳麓书社联系上了钟叔河先生，出版了初编35种的修订版。并于2009年将续编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2012年，经双方协商，81岁的钟叔河再次出山，主持续编“走向世界丛书”后65种。这年冬天，钟叔河将他保存了25年的书稿档案移交给岳麓书社，中断多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开始了续编工作，并于2017年3月出齐。由此，跨度长达37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全部出版完成。

采访手记

时光荏苒。仿佛只是转眼之间，我从北京到长沙采访钟叔河先生已经过去了八年。随着“走向世界丛书”第二批的面世，钟叔河先生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我当年登门拜访的情景历历如昨。

钟先生家住湖南省出版局隔壁的家属楼20层，他有一本书的书名即为《念楼学短》（念即廿）。门卫一听我找钟先生，拨通电话后迅速放行。钟先生的家面积不算小，但被书占据了很多的空间。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桌，钟先生说，自己身体不是很好，激烈的运动做不了，有时在家里打打台球。在他的书房里，我看到一个竹筒，那是他70年代所刻。

那天钟先生谈兴甚浓。由于我是湖北人，钟先生的长沙话基本都能够听懂。他讲到了自己的经历，其中，“反右”时负责人对他所说的“你错就错在有思想”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有思想固然导致钟先生成为“极右”，但是，步步紧跟时代潮流也不能免受冲击。

关于“三种人”事件，钟先生当时还讲到一个细节。当年他在岳麓书社做总编辑，他有一段时间只出“死人”的东西，“我很喜欢李锐，我也没有出他的书和旧体诗，因为李锐不是古人”。为此，钟叔河还得罪了湖南省副省长。这位副省长拿着自己的一本诗稿让钟叔河看，钟先生说，“我也不懂做旧诗，我认为你的旧诗写得好，但我是没有办法给你出版，因为岳麓书社只出古人的东西，李锐同志的书我也没有出。”为此，钟先生把副省长得罪了。

其时，报纸刊登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我们也说到了告密的问题。钟叔河先生被划为右派，1970年被判刑10年，都与告密有关。钟先生说，自己曾经讲过“现在《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以后，以后难得再印”， 结果也成为罪状之一。

其时，岳麓书社刚刚与钟先生接洽，谈论“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事宜。八年过后，此事终告圆满。据闻钟先生尚有其他的出版计划，只愿天假以年，早日完工。

只看10万+的时代，我们用四年编出一套书

2012年的一个冬日，年过八旬的钟叔河先生将他保存了二十五年的书稿档案移交给岳麓书社，中断多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开始了续编工作。八十多岁的钟叔河先生亲自主持，从品种的确定到内容的编排，从书稿的版式到封面设计，他全程参与，亲力亲为。

到2017年3月，经过多方努力，以及近四年的编辑加工，“走向世界丛书”的续编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回顾丛书续编所经历的过程，感慨良多。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所收图书种类众多（算上附的四种图书，几乎为初编的两倍），工作量巨大，加上各书底本质量参差不齐，整理、编辑工作繁重。四年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这部丛书上了，没有办法分散精力去编辑别的图书项目，也因为这样，文学编辑部全体成员连续两年未能完成利润指标。实事求是地说，“续编”整理编辑的难度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为了让它以最完美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几年我们可以说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确定书目

丛书的续编工作，第一要确定的就是书目。虽然钟叔河先生移交了书稿，但还是有不少事情要清理。

首先要清理的就是书稿情况。钟先生移交的书稿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有原刻本或抄本的，这种书稿比较珍贵，钟先生只是暂时借给我们做校核书稿之用，用完后仍然要交还给他，这部分书稿不是太多，只有《泰西各国采风记》等寥寥数种。

二是有原刊本复印件的，这部分较多，也是我们需要的。原刊本的复印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书稿质量。

三是只有抄稿的，这部分书稿是稍微麻烦一些的，因为还要查找原刊本以便核校。

其次便是书稿的整理。钟先生移交的书稿也有几种情形：

一是只有原稿，还没有整理过的，这部分书稿为数较多，正是续编工作中较为繁重的一部分。

二是已经有校点的书稿，这部分书稿不多，但有些整理者因为时隔多年，已经很难联系上；有些书稿有过整理，但整理者不详，而且整理质量也不是很高，要重新整理。这部分书稿，能联系上整理者的尽量联系上，并请他们继续没有完成的部分，如叙论的撰写，边批的勾勒，索引的编制等。如当年是岳麓书社编辑、钟先生的助手，后来调到广东工作的杨向群，《楼船日记》等数种就是她当年已经标点完成了的，这次也与她联系上，仍由她完成后续工作。

我们花了超过预计两倍的时间完成了书稿的基本清理工作，并将整理书稿的任务分配落实到个人，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合理地分册？

合理分册

这六十五种图书，基本是清末以来国人的出国记述，包括出使日记、游历日记、考察报告、诗词随笔等。由于作者的出洋经历有长有短、能力才华有高有低、学识阅历有深有浅、记述风格有繁有简，再加上作品体裁的限制，导致篇幅长短各不相同：长的如黄遵宪《日本国志》，一种需要分三册；短的如潘飞声《西海纪行草》《柏林竹枝词》《天外归槎录》，三种合为一册字数还不够。

如何较为合理地把它们分好册呢？按体裁？按内容？按作者？按国家？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很多次，似乎始终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完美方案。

最后还是钟叔河先生拿了主意：原则上按照作者出国的年代排序，个别作品的顺序可以根据内容和篇幅进行小幅度调整。其中篇幅长的，该分册就分册；篇幅短的，依顺序与篇幅短的作品合并。

钟先生不愧是“老马识途”，为了方便我们更直观地细分图书，他还特意制作了一百多张索引卡，把已出版的三十五种和“续编”六十五种图书的基本信息都一一誊写了上去。每一种书他都编了号，写在每张卡片的左上角。

钟先生把卡片交到我们手上，要求我们把核查好的每位作者的出国年代誊写在相关卡片的右下角（无论原文是用年号纪年还是干支纪年，通通换算成公元纪年，时间力求精确到日）；每一种书的字数以及成书后正文部分的页数，填在卡片的右上角。

待所有信息完善之后，把卡片摆在桌面上，该如何分册就如何合并卡片，这样操作起来很方便，也不会顾此失彼。

这叠卡片对“续编”的分册起了决定性作用，钟先生就用这样传统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他笑着对我们说：“我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办法。”

边批和日期提示

钟叔河先生当年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时候，从帮助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要求校点者必须用边批的形式对正文进行批注。这一特色在“续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读者们不难发现，“续编”的日记类图书除了正文有边批之外，还在单数页面添加了日期提示栏，这也是钟先生的构思和设计。当然，对于我们来说，编辑的难度也增加了，但为了让读者能更快捷地定位和查阅正文内容，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钟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边批，而且整套丛书边批的体例必须规范。他以他负责校点的《张德彝五述奇》（又名《随使德国记》）为例，起草了一份《边批示例》，指导我们边批应该怎么做。

这份《边批示例》细致具体的条款、工整清秀的字体、干净整洁的稿面，无不显示出一个出版人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令我们肃然起敬。钟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且告别出版工作多年，尚能如此勤恳踏实地做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

“续编”的每种书后大都附有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均依首字笔画和一丨丿丶乚排列，以方便读者查检。人名索引根据原书内容按年、月、日三节数字，或篇章序号，或页码查检。钟先生要求我们边批中提示过的人名和译名，必须收入索引和简释。

和编写边批相比，编写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的难度更大了，更加考验编者学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待工作的细致和耐心。

尤其是日记体的图书，在提及某人的时候，有时用官职名、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有时用号、有时甚至就提及一个简单的姓，而且由于作者记忆偏差，同一个人名在不同章节里也可能用不同却音近的文字记录。

如何将每位人物在该书出现的每个相对重要的日期或页码编入人名索引呢？还是钟先生那句话，“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耐心地把书反复通读、梳理、记录，整理，往往经过数月的努力，才能基本把一种书的人名索引编写完毕。

译名简释的编写则面临更复杂的问题。这些译名里，有的是地名、有的是物品名、有的是专有名词、有的是人文科技术语等等。作者在对这些名词进行记录的时候，往往采用音译的办法，译名与现在的通用译名存在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且不同作者的音译用字也不尽相同，不能参考借鉴，整理起来非常耗时费力。

拿地名译名打比方，尼加拉瓜，就有“尼喀拉卦”“尼格拉卦”“尼戛拉瓜”等好几个不同的译名。清末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畬在他的《瀛寰志略》里指出过这种情况，他说：“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同音者或数十。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居十之七八。”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责前人，西学东渐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时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还未形成近现代的学术体系，译名的混乱和不统一是难以避免的。

相比地名译名，专有名词和人文科技术语译名是更让人头疼的难题。“吉娄每当”“伯理玺天德”“骆岑电光”这种还好，根据音译和上下文可以确定为“公里”“总统”“伦琴射线”，那么“勺勾腊”“萨喀林”“丐养硫阳三”这种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译名又是什么？

每回遇到这种译名，我们只能像打哑谜一样，根据该名词每次出现的上下文文意，不断缩小推断范围，再通过各种方法求证，直至得出满意的答案。

《七述奇未成稿》题记页的复原

提得一提的是，此次“续编”收录了过去一直被认为已经遗佚的张德彝第七部《述奇》，编为《七述奇未成稿》，由于其篇幅简短，不能单独成书，我们便把它附于《六述奇》之后。

《七述奇未成稿》记录的是张德彝作为参赞官跟随专使大臣那桐赴日，代表清政府就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北京“遇害”致歉的一段屈辱之旅。张德彝在题记中写道：“此次出使日本，因当战后，所负使命深觉有辱国体，故辍而不述。”

《七述奇未成稿》全文约七千字，原稿均为张德彝手书。钟叔河先生认为这不同于其他几部已成书的《述奇》，那些都是抄稿，这是作者亲笔手书，忠实地还原了著作的原貌，更具有史料文献价值，于是我们计划用影印与文字对照的形式把它呈现给读者。

可在编辑整理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当年钟先生复印《七述奇未成稿》的题记页字迹漶漫，辨认不清，达不到出版要求，这该如何是好？我们把该页的扫描件交给美编，希望能借助图片处理技术将其还原，但美编表示原图太过模糊，加工处理过的图片只是对比度清晰了些，文字依然无法辨认。我们又四处打听，得知该书的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便派遣编辑赶赴北京，希望能将该页重新扫描或者翻拍，可惜后来由于接洽不畅等原因未能如愿。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社的胡勇老师帮助我们解决了难题。胡勇老师是我社资深编辑，从事图书装帧设计工作三十多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虽然即将退休，但依然工作繁忙，为了提高《七述奇未成稿》题记页的影印质量，他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我们加工复原。

复原后的题记页终于可以达到出版要求，我们不知道胡老师戴着老花镜在电脑前熬夜操作了多久，才有了最后这页来之不易的复原图。正是因为有了诸多像他这样热心的同事的无私帮助和默默奉献，才使得“续编”的整理编辑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四年埋首磨一剑，今天“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总算是破茧成蝶，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终于将这六十五种图书与前三十五种合成了全璧，完成了钟叔河先生中断了近三十年的“走向世界一百种”的出版计划。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