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0到10万

器官捐献7年增长近百倍

今年34岁的姚银渊是一名大学生村官。2014年9月，他的病情已发展到肝硬化晚期，必须进行肝移植手术。幸运的是，一位器官捐献者挽回了他的生命。“不能忘记，当我们迎接涅槃重生的时候，意味着有一个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一个家庭正为亲人的离去悲痛欲绝。我们的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也承载着另一个陌生的生命、另一个家庭的祝福。”姚银渊说。

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通过书面或网络途径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累计为169860人，仅2016年一年，就有10万余人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比2010年增长约100倍。“器官捐献从零起步，逐步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

在志愿者捐献登记数量激增的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捐献器官27613个。其中，2016年实现捐献4080例，捐献器官11296个，实际捐献数量比2015年度增加47.5％。

在侯峰忠看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实际捐献数量双增长的背后，是人体器官捐献政策制度的逐步建立、机构队伍的逐渐壮大，这些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2016年5月，我国建立了多部门协作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将器官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患者的质量安全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让更多心有善念的人增强了信心，也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评价。

器官短缺缘由何在？

供需比约1:30

尽管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百万人口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增长近100倍，但考虑到13亿人的人口基数，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仍然较低，在世界上处于中下水平。

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的器官衰竭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1万多例，从约1:30的供需比来看，器官短缺依然严重，很多生命仍在苦苦等待。

侯峰忠认为，除受传统观念束缚外，器官捐献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不够。“器官捐献与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登记捐献是否意味着必然捐献？”“器官捐献是生前行为还是逝后行为？”……关于器官捐献的一些基本知识，许多人并不清楚。

六成调查者

不知道在哪儿登记

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蚂蚁金服公益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结果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志愿者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官方开通了网络、手机等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渠道，但公众知晓程度不高，反映出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科普宣传力度不够，也暴露出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普遍存在的服务能力不足、管理体系滞后等现实困境。

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看来，国家层面缅怀、激励机制的缺失，也是器官捐献工作推广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国家层面尚未设立缅怀纪念园地，包括捐献遗体的运送、捐献器官后遗体的火化、捐献者家属的抚恤、捐献者的殡葬安置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捐献器官的积极性。”他说。

100名逝者

只1人可能符合捐献条件

史铁生、姚贝娜……近年来，许许多多有名或无名的人自愿身后捐献器官或遗体。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认为，提高器官捐献率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捐献理念，澄清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模糊认知。在他看来，认为“登记了就要捐献”，就是器官捐献登记的一大“拦路虎”。他明确表示，登记捐献与实际捐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每100个逝世的人中，只有1人才有可能符合捐献的医学条件。

“登记捐献仅仅是一种意愿、一种态度。只有当生命不可挽救时，才会达到潜在捐献状态，而潜在捐献者最终能否捐献，需要由医学专家评估后决定。”侯峰忠说。

捐献是否需要亲属同意，是很多人顾虑的问题。侯峰忠表示，目前各地对此规定不同，志愿者登记时原则上需要征求直系亲属意见，得到家人的支持。实际捐献时需要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直系亲属书面签字同意。

与西方国家用了三四十年建立起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保存、运输、分配、移植等一整套体系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登记与移植事业还处于起步期。王海波说，进一步提高这一体系的公平和效率，是帮助公众建立信任，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质量和效率、捐献者和家属权益的保障、信息的公开透明等都有很高要求，必须建立与实际工作需要相匹配的机构和队伍。”侯峰忠提出，要加强国家和省级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的建设，壮大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建立真正独立于医院之外的第三方的器官捐献体系，确保器官捐献工作阳光、公正、高效开展。 （据新华社）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