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英国政府将中企旗下英国钢铁公司强行收归国有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给英国作为国际投资目的地的信誉，以及中英经贸合作的信心都带来沉重打击。
那么，“黄金成果”是如何变质的？又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一）
这一事件，还要从2019年讲起。
彼时，英钢不是什么香饽饽，而是常年亏损、积弊深重的烫手山芋。英国钢铁公司宣告破产后，英国政府四处寻找买家，是中国敬业集团及时伸出援手，才让英钢得以续命。当时，有英国官员称：“这次交割顺利完成，是敬业对英国经济的巨大信任，也是对英国钢铁的巨大信任。”这场收购也被誉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黄金成果”。
此后几年，敬业持续投入超12亿英镑用于设备升级、技术革新和绿色转型，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哪怕经历了世纪疫情、英国脱欧、能源危机、通胀飙升等重重考验，也保证了公司的稳定。感慨于英国钢厂在中国企业的经营下起死回生，英媒还给这家中国企业起了个浪漫的名字：“白衣骑士”。
矛盾的导火索出现在敬业提出转型方案之后。去年3月，当经营有点吃力时，敬业按商业逻辑提出关停旧高炉、转型电弧炉的自救方案，但这一改革方案遭到英国政府的强力阻挠。
英国政府之所以执意保留这两座传统高炉，是因为它们是英国境内仅存的在运行高炉。一旦这两座高炉被关停，英国将成为G7经济体中唯一无法自主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英国政府眼中，旧高炉不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种战略能力。只不过，为了维系这脆弱的“大国体面”和所谓的“国家安全”，英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操作令人瞠目。
2025年4月12日，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值得一提的是，从下院到上院再到国王御准全部流程走完，只用了大约六个半小时。当天是星期六，英国工党政府紧急召回了正处于复活节休会期的议员们。这是自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休会期于周六召开会议。
到了今年5月，英国政府公布《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草案，计划将临时接管变为永久国有化。7月16日，法案正式生效，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转为国有企业。
从紧急接管运营权，到推动全面国有化，这一事件至此完成了从商业纠纷到国家干预的转变。
（二）
无底线的“零元购”背后，首先是“去工业化”给英国带来的深层焦虑。
英国在历史上引领了工业革命且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交相叠加下，迎来了持续至今的“去工业化”进程。在传统工业持续萧条、工业产能不断对外转移的影响下，英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17%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8.5%。
其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界就开始反思其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因“去工业化”及投资不足而衰退的趋势，将提振英国工业作为经济复苏和振兴的重要路径。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执政期间均提出相应工业发展战略，但均因财政投资不足、政府更迭等因素而搁置，未能扭转英国的“去工业化”趋势。
这一过程中，提振工业能力来强化“国家安全”的叙事在英国政界不断盛行，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和公共讨论也一定程度上偏离经济理性而形成“政治化”趋势。
钢铁作为工业的象征，在英国产业政治中具有超乎寻常的符号意义，也很容易与国防工业或国家其他基础性领域相关联，因此该行业亦容易受到英国国内政治风潮的影响。英国钢铁公司这一“英国原钢生产的独苗”，自然难逃这一叙事框架。比如，“一日立法”的惊人效率，显然是在政治推动和安全叙事下才得以大大加速。
当然，英国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首先，保留英钢高炉并不容易。英国国家审计署的公开报告显示，在英国政府接管英钢后的9个月内，为维持钢厂基本运营、填补经营亏损，英国财政已累计支出3.77亿英镑，折算下来日均亏损高达130万英镑，远超中国敬业集团运营时期的亏损规模。而且，未来的投入还会越来越多，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其公共财政压力。
其次，未来，国际资本在布局英国市场时必将更加小心谨慎。英国试图吸引海外投资、推动产业复苏的愿景难免化为泡影。
（三）
英钢国有化事件，也让西方自由市场的滤镜碎了一地。
英国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故乡，“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比喻从这里走向世界。纵观近代发展史，一些西方国家也曾凭借其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和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不断推动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规则向前发展，极大提升了自身市场的吸引力。
从中国企业海外“走出去”以来，我们对于海外投资风险存在一个固有印象：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监管规则，能够给企业提供超越政局变化的所谓“稳定性”。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随着地缘政治、技术变革及全球产业格局持续深度调整，西方国家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普遍回潮，加之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美以伊冲突等爆发和延宕，以及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西方国家开始频频在市场领域大搞政治操弄。
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国的国内法律以及行政命令往往跟着其政治和安全关切调整，进而越来越频繁地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产业为理由介入企业经营。意大利的“黄金权力法案”，德国否决中资并购，荷兰针对安世半导体采取特殊措施，以及英国将英钢强行收归国有都是例证。
这种趋势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现实：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市场逻辑，正在与新的产业安全逻辑发生碰撞。长臂管辖、强取豪夺的戏码屡屡上演，更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标榜的“自由开放”等原则的脆弱不堪。
（四）
这一事件显然给我国企业海外“走出去”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当前中国拥有完备制造业产业链和优越工业发展基础，中国企业投资西方国家的“夕阳制造业”难以在提升技术和获取优质产能方面取得收获，更多关注于进入西方成熟发达市场的路径，以及通过所谓“国际化突破”获取品牌效应。
然而，这种品牌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泛安全化”趋向而出现更多政治风险，且产能落后、人力成本高昂、原有债务问题等均拉低了相应投资的经济性。
在此趋势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其“走出去”不能仅将推进“国际化路线”作为对外投资的单纯考量，更要均衡评估相应决策给企业长久海外财产安全带来的收益和风险。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