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全盘接受西方方法论时,实际上也在默认西方定义问题的方式,接受了其预设的研究议程。
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讨论是否“收敛于发达国家模式”?为什么分析政府作用,默认前提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些研究的起点预设了西方经验的普遍性,将中国实践视为“例外”或“偏差”。
在这样的框架下,无论中国学者如何精通计量方法,也依旧无法超越西方范式的局限。
我们贡献了大量经验数据,却难以提出由自身经验滋生的原创理论,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话语权问题。
因此,中国要构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突破口必须从方法论层面切入。这不是拒绝西方方法,而是不能让它成为唯一合法、唯一“科学”的认识路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方法论》(王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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