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骆驼水注

唐代的箕形陶砚

金代暖砚

作为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良多。笔耕砚田，四宝中，砚位居末席。其它三宝均是有机物，不易留存，而砚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故在北京考古中，有不少古砚的发现。

砚亦称为研，汉末刘熙《释名》曰：“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许慎《说文解字》载“砚，石滑也”，说明砚是研墨的工具。山顶洞人的骨骼周围就发现了赤铁矿粉末，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能用研磨的方式对赤铁矿石进行加工。

北京迄今所知最早的砚是通州出土的东汉盘龙砚。这枚石砚雕刻风格浑朴，造型生动，上部为盘龙状提手，内部凹空，存放研磨器，下部为圆形三足式砚石，直径16厘米、高14厘米。东汉更多的是造型简单的方形平板砚石，例如通州出土的另一件砚石，长11.2厘米、宽5.5厘米、厚0.6厘米。这一时期的砚还没有砚池。

研墨需要水，也就配套产生了注水的工具。水注，是一种把水滴进砚台的器皿，通常用玉、石、陶、瓷等制成，又称砚滴、水滴，与砚台相得益彰。它在不断发展中，除了本身的实用功能之外，还被赋予了艺术性，例如北朝的骆驼水注，造型奇特，兼具实用与艺术性，骆驼的形象又喻示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

唐时砚的质地和样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盛行箕式样式，尤其是弧形首的设计使得墨汁很容易聚在一起，方便使用。材质也由石质扩展到陶质、瓷质等。石砚坚固耐用，发墨效果好；陶砚轻便，便于携带。延庆出土的唐代箕形陶砚呈斜坡状，前低后高，砚斗着地，砚尾有砚足，砚堂宽大，长9厘米、宽6厘米，这种“风”字形的形状也为后世长期效仿。

到了辽代，“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名砚石相继出现，如广东的端砚、山东的红丝砚、甘肃的洮砚等。西晋张华《博物志》记：“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这些砚材坚实、细腻，并有各种纹理。

通州五品宣威将军石宗璧墓中发现的风字砚，砂胎模制，陶质坚硬，前端高，作花瓣形，上面刻有云纹两朵缀梅花纹，长20厘米、宽14厘米。

古人写字时砚台注水磨墨，再用毛笔蘸着写，而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磨好的墨一会儿就会结冰，有时笔墨都会冻在一起，没法写字。这时有人就琢磨把砚台放在炉子上，这样就不会结冰了。这样还是有些不方便，唐朝的时候就有了结构紧凑的暖砚，可以有效防止冬季墨汁冰冻。暖砚下面有一个底座，可以用热水或炭火加热保温。早期的暖砚造价较高，属于奢侈品，直到清朝中期紫砂暖砚出现，才大量普及。

元代的白釉鼓式砚，整体为圆鼓式，饱满圆润，粗犷自然，雅致而不失古朴，腰饰一周乳钉纹，周边深凹成圆形渠，可贮水，便于磨墨点砚。

元代后英房遗址主院出土了紫端石砚一方，长22.7厘米、宽17.5厘米、高3.7厘米，风字形。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石质细润。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文曰：“此瑯琊紫金石所不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下面落款为“元章”。

元章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字。他爱砚达到了颠狂的地步，曾撰写《砚史》一书。相传他做书学博士的时候，有一天，宋神宗与蔡京在艮岳这个地方谈论书法，宋神宗召米芾来，令他“书一大屏”，并指定要用御案上的端砚。米芾接过文房四宝，一挥而就，字字如珠玑，获得满堂喝彩。米芾趁机捧着端砚，跪着对宋神宗请求说：“皇上，这砚您已经赐给臣用过了，现在不能够忍受再进御还给皇上吧……”宋神宗听后哈哈大笑，随后便将这方珍贵的端砚作为奖赏赐给了米芾。米芾捧着端砚，高兴万分，手舞足蹈，“余墨沾渍袍袖”也在所不惜。宋神宗见状，对蔡京说：“颠名不虚得也。”米芾的“颠态”显出他对端砚的钟爱之情。

到了明清时期，四大名砚端、歙、洮、红丝（后澄泥代替了红丝）名扬天下，文人墨客爱不释手。明代的方形瓷砚，墨池为马蹄形。到了清代又有所不同，通州出土的清代石砚，长方体，一侧有椭圆形八瓣墨池，另一侧刻长方形凹弦纹，通体磨平，长16.8厘米、宽8厘米、厚2厘米、墨池深0.9厘米。

砚集雕刻、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是中国文具的代表。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郭京宁）

（原标题：笔耕砚田）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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