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五分钱的纸币，印在主图案上的是一艘名为“海辽”轮的船舶。“海辽”轮背后，有着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故事……
1948年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从西柏坡村发出一封特别的电文：“电告大连，将一万二千两黄金……速转已去香港的钱之光，以备急需。”
电文中提到的钱之光长期在党内负责对外贸易工作。早在1947年3月，他就被中共中央派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
钱之光等人在大连创办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两艘苏联货船，开通了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航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条红色海运线。
1948年8月，华润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上挂牌营业，钱之光任公司董事长。不久，董事会决议创办华夏轮船航运公司。
华夏公司先购入一艘3500吨客货两用轮，命名“东方号”，之后又订购了4艘万吨轮。党内高级航海人才刘双恩被推举担任“东方”轮第一任船长。
1949年2月底，“东方”轮从维多利亚湾悄然起航。“东方”轮上不仅装着3000吨支援东北解放区的物资，同时还搭乘了四十余名文化界名人和归国华侨。在夜幕掩护下，“东方”轮成功穿越台湾海峡。几天后，“东方”轮驶入大连港。
任弼时电文发出仅半年，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海轮就实现首航。红色海运前辈们冲破艰难险阻，完成了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保证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的物资就运送到哪里。
吴学先 香港华润集团研究部 研究员：辽沈战役开始前，我们就一船一船的棉花、一船一船的布匹、药品带回去了。天津快要解放的时候，中央命令华润准备五万吨粮食，十几艘船浩浩荡荡就去了。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大规模向台湾转移财物。
渡江战役打响后，上海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当局发布通告：“征用招商局的船舶，抢运物资撤退军队。船员不得擅自离船，违者以军法论处。”
当时，招商局是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但多数商船已开往台北，少数万吨以下的海轮停留在香港待命，上海只剩下30多艘残破的小海轮。
中央给香港党组织发来指示：“不要让余下的船只再驶向台湾。”香港地下党工委商议派遣“东方”轮船长刘双恩去打开局面。当时，刘双恩想到了自己的一位老友——招商局“海辽”轮船长方枕流。
刘功宜 刘双恩之子：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爱国青年，所以就有意向他灌输革命道理，甚至当着他的面收听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1949年9月上旬，方枕流找到起义良机，并将这一消息通知刘双恩。
袁明 袁超俊之子：华润有直接和中央通报的电台。在组织起义活动时，每一步他都要向中央的领导人直接做报告，由中央的电台向大连通报。
1949年9月19日，“海辽”轮从香港起航，向汕头行驶。5小时后，“海辽”轮突然转向，向着巴林塘海峡驶去。方枕流召集全体船员上甲板，宣布起义。
为了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驶离汕头航线后，方枕流拿出准备好的油漆，让船员们给船刷漆。“海辽”轮摇身一变，伪装成了一艘英国货轮，数次躲过了国民党飞机、军舰和电台的侦察。当距离大连港不到500海里时，“海辽”轮又一次换装，变身成了巴拿马“安东尼亚”货轮。
1949年9月28日清晨，“海辽”轮驶入大连湾。经过8天9夜、两千多海里惊心动魄的航程，“海辽”轮起义圆满成功。
1949年10月1日，“海辽”轮上升起五星红旗。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专门为“海辽”轮发来贺电：“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
在“海辽”轮起义感召下，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和留港的13艘货轮起义。同年8月，民生、中兴等民族资本航运公司的33艘船舶、1000多名船员也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剧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品种多达1700余种。
朱德章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党委书记：
中国党和政府高瞻远瞩、提前布局，寻找新的对外贸易的出路。早在1950年，在波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政府就派员前往波兰筹建中波公司。
联合国对华禁运案通过第27天，中国与波兰合资组建的航运公司——中波公司，在天津马场道158号开始营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波公司为新中国运回了52个工厂的设备，打破了美国与国民党当局封锁禁运新中国的图谋，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远洋航运事业诞生于解放战争大决战的关键时刻。红色航海前辈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卓绝的智慧，冲破封锁禁运，为新中国的建立与起步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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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4《国家记忆》
《大国海运》之《黎明启航》
来源：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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