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很多国家比我们更重视人文地理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度不重视人文地理学。1950年代受苏联影响，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些东西不是苏联影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总体理念上，我们强调科学，强调应用（主要是国家建设上的应用），地理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这两项。另外，我们把地理学限定在理科，容纳经济地理已经不容易了，那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地理学没有必要管。老一代的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现在青年一代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宽了许多，比老一代人重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还是受体制（理科式管理）限制，发展不快。我认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资料图 新华社发

在美国，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很明确，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跃。大卫·哈维是地理学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学科门类，只要是喜欢的问题，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就研究。他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大，属于学术界的正能量。

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只想谈一点感受。我在美国念书时，到图书馆找研究城市的书，先到史学类的书架找，怎么不多呢？又到地理类找，也是不多。后来到社会学书架去看，好家伙，全在这儿！这让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个本质是社会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社会学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那套办法，然后结合地理学的空间意识，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间的问题研究得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惠特利，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写过《四方之极》这部书。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这个多重的学术职位，反映出他的学术特点，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问题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考力。

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

地理最朴实的层面是日常地理知识，这是生活需要的，没有大方向的问题。但地理问题一旦提升起来，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主要指人文地理学。既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就会有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大方向。我国古代的价值观在王朝体制上，地理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发展，我称其为“王朝地理学”。到了现在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地理学就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于是发展也是地理学里面的硬道理。这是地理学的一个方面。但地理学还可以有另一个方面，即对理性、人性、和谐世界的追求，这是不能放弃的终极目标。作为学术的地理学，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地理学了。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不能是简单地到处求用，这样做，并不真的懂经世致用。什么事情可用，以什么方式来用，都要明白。我的体会，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些历史经验是没有用的，但地理经验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地的稳定性，与地有关系的经验也相对稳定。知道过去的情况，对今天、未来都有参考价值。

举个例子，当年史念海先生做军事历史地理考察，就是受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的委托，很有实战意义。皮定钧将军说：“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部署，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引自《河山集》四集“自序”）史先生是带着将军的问题来到一处处古战场的。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现实性。

英国的达比教授也讲过欧洲的例子。“在1914—1918年的大战结束之后，所出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就是鲍曼的《新世界》。鲍曼博士现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校长，那时正是美国地理学会的干事。他的书是1924年出版的。名之为‘新世界’，其实却是讲的旧世界；副题曰‘政治地理’，但你打开书篇一看，其中却充满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参考叙述。为什么呢？因为地理学中的新问题，是生根在旧事之中的：波兰走廊、意大利北部边疆、捷克斯拉夫边疆，以及马其顿、西里西亚等问题，都不是1919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不参考以往的事实，就可加以讨论的。”（达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旧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础。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所用的概念也是来自历史的。

相对来说，技术性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例如引水路线，不需要古人告诉我们，拿现代仪器一测，清清楚楚。历史中的宏观地理大势，这是仪器测不出来的。例如，永定河的引水路线怎样走好，我们不需要古人说（虽然古人做过），现代仪器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但永定河在历史上糟糕的表现，却是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告诉我们，引起我们警觉的。

历史地理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国内一些省市邀请历史地理学者进入政府参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们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在欧洲，历史地理学者有较多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机会，他们在研究与制定历史遗产保护法规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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