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岁末，在音乐的陪伴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已经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跨年方式。上世纪90年代，仪式感十足的新年音乐会被引入国内，率先在北京落地，进而辐射全国。

30年来，品类越发丰富的新年音乐会见证了演出市场的发展繁荣。在时光长河的淘洗中，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无数珍贵记忆，在这里凝结、闪耀……

2007年12月31日，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执棒以色列爱乐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奏响中国作品《红旗颂》。曾伟供图

首开国内先河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蜚声国际，许多国际大都市和著名乐团同样以仪式感十足的新年音乐会辞旧迎新，那么北京呢？1991年底，青年指挥家余隆自德国留学归国，28岁的小伙子无畏无惧，决定首先迈出这一步。1992年1月1日和2日，余隆执棒当时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上演了新年音乐会，开国内新年音乐会之先河，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拉威尔《波莱罗舞曲》等名作接连奏响，轻扬优美的旋律满溢节庆氛围。

“当年提出这个理念时，大家还在琢磨到底什么叫‘新年音乐会’。”余隆回忆道。此后，他又连续两年执棒新年音乐会。好奇又热情的观众们蜂拥而至，在那个演出票均价只有一两块钱的年代，余隆听说，黄牛票第一年被炒到了10元一张，第二年翻倍变成了20元的“天价”，“大家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张票怎么可能卖到20块呢？”

21世纪的大门即将开启之际，时代发展的浪潮风起云涌，北京与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尚显平静的古典音乐市场渐渐起步升温。1996年12月31日晚，辉煌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指挥家谭利华与严良堃执棒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与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合唱团，在音乐中与上千名观众共迎1997年的到来。“北京新年音乐会”的品牌由此正式创立，并与国内最为人熟知的建筑——人民大会堂紧密相连。

“当时，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年播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根据市领导要求，北京也要有一台这样的属于北京的新年音乐会，要有节日氛围、北京特色、国际水准和中国气派，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国文化中心标志性的文化品牌。”创意主办方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首届“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总策划沈春友说。那时，国内古典音乐市场远不如现在成熟，这台音乐会在上演前耗时近两年筹备，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并邀请李德伦、吴祖强等音乐大家以及行业媒体反复论证，“时间上，12月31日，就像大年三十一样，要有辞旧迎新的感觉；我们还为音乐会选择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演出地点，就是人民大会堂；演出内容方面，既要高水平，但也要跟专业音乐厅中上演的音乐会有所区别，重要的是要有欢度佳节的气氛。”新闻发布会召开后，音乐会未演先火，一票难求，“人民大会堂破天荒地开了三层观众席，从一开始，我们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子。”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地、固定的形式，从1996年起，音乐会的基调便已基本奠定。1997年12月31日晚，音乐会再次如期而至，参与当年策划工作的曾伟依然记得那时的盛况：舞台上，陈佐湟、陈燮阳、谭利华3位指挥家联袂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200多名乐手一同登台，气势磅礴；舞台下，多位国家领导人与观众共迎新年。观众席二楼，特别受邀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站成一排，用铜管吹奏起《罗马的松树》，“整个人民大会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场，效果非常震撼，观众们也特别兴奋。”鲜花与灯光辉映，音乐与掌声共融……即使已在古典音乐行业工作多年，曾伟仍然难忘那个迎新之夜的欢庆热烈。

留下文化记忆

迄今，“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已举办至第26届，多年来，何塞·卡雷拉斯、祖宾·梅塔、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等众多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以及以色列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等知名乐团接连到访，为北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城市记忆。2007年12月31日，当祖宾·梅塔执棒以色列爱乐乐团奏响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红旗颂》时，音乐的力量跨越了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差异，让在场的所有人紧紧相连。

然而，说服大师上演一部纯粹的中国作品并非易事，前期沟通阶段，从来没有演奏过中国作品的祖宾·梅塔和乐团并不同意演出《红旗颂》。但中方工作人员不曾放弃，他们有自己的坚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这个古老而崭新的东方国度，“中国风”方兴未艾，意义特殊的《红旗颂》又格外适合人民大会堂这处神圣庄严的场地。当时在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演出部工作的孙澜锁一边不停地用邮件“周旋”，一边专程赶到上海拜访《红旗颂》的作曲吕其明，从老先生那里拿到了最新修订的曲谱，和录音一起发给了对方。作品的质量、团队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们，《红旗颂》被写入了当年的曲目表。

音乐会最终的呈现效果相当轰动。从这一年开始，外国乐团只要到人民大会堂来演新年音乐会，就必须要演《红旗颂》。这首对中国人而言意义不凡的作品，被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赋予了多维度的解读。“梅塔大师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演绎特别抒情悠扬，像是颂歌；俄罗斯和我们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所以西蒙诺夫带领的莫斯科爱乐乐团的演奏就特别吻合我们熟悉的那种战斗性。”“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艺术总监张树荣对这些精彩的演绎记忆犹新。一首《红旗颂》，恰是国际文化交流互通的缩影。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还有许多难忘的文化记忆因为新年音乐会而沉淀。也是在2007年12月31日，当天下午的彩排结束后，祖宾·梅塔抽出时间参观了刚刚开幕运营的国家大剧院，在这里，他恰好遇见晚上要执棒剧院首场新年音乐会的小泽征尔。这对好友感慨连连，谁能想到，多年不见，竟这样在北京重逢了！当夜，两位大师在仅有一街之隔的两座地标性建筑同时登台，堪称相当罕见的音乐盛事。音乐会圆满谢幕后，才做完膝盖手术3个月的祖宾·梅塔还兴致勃勃地赶到钟鼓楼新年祈福活动现场，爬上75级台阶，亲手敲响了2008年的第一响钟声。

2022年1月2日，国乐名家方锦龙与李飚执棒的北京交响乐团赢得满堂喝彩。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2022年12月31日，国家大剧院上演的2023北京新年音乐会线上直播，全网点击量突破4200万次。本报记者 方非摄

坚持中国声音

在“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品牌持续深耕并逐渐拓宽至芭蕾、戏曲、国乐、诗词朗诵等多个门类的同时，新年音乐会这种形式在北京遍地生根，处处开花。2022年年末，尽管受到疫情的冲击，新年音乐会仍然以相当强劲的势头领跑复苏的演出市场：自2000年建团开始，中国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延续至今，已成传统。2022年12月29日，余隆带领乐团，与独奏家张昊辰、陈亦柏、李伟纲共同亮相保利剧院，新年音乐会由郭文景作曲的《牧歌》开篇，继而引向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等精彩的国外作品；国家大剧院已连续15年举办新年音乐会。2022年12月31日，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上演的新年音乐会在线下线上同时进行。于红梅、赵聪、吕思清等名家轮番上场演绎中西合璧的经典曲目，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全网总点击量突破4200万次；与此同时，在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等标志性的演出场馆，各式各样的新年音乐会也不曾缺席。

仔细回味，不难从中觉察一份温暖的默契与使命感——对待舶来的新年音乐会，中国音乐家始终坚持为之融入更多的中国作品、中国表达。哪怕是在新年音乐会最初起步的阶段，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也没有被完全照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以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为主要特色。”张树荣介绍，这些作品虽然经典，但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以《蓝色多瑙河》为例，在体量宏大、氛围格外热烈的人民大会堂里，它的听感其实达不到最佳效果，“我们需要的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特别能烘托节庆气氛的音乐。”《北京喜讯到边寨》就是一首非常适合的作品，“它的节奏性很强，观众们鼓掌都可以打在拍子上。”如今，台上台下互动感十足的《北京喜讯到边寨》，已经成为许多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堪称“中国版《拉德茨基进行曲》”。

也有人选择更进一步，将“新年音乐会”的概念继续衍生拓宽。2005年的小年夜，首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指挥家高伟春执棒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与吴雁泽、张也、王宏伟、吴碧霞等歌唱家一道，唱响了《洪湖水，浪打浪》《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观众们最感亲切的作品。

“新年音乐会毕竟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但春节是我们自己的节日、自己的文化，小年夜标志着春节的开始。”北京新春音乐会创始人、总编导刘国超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闻名，那些作品根植于奥地利的文化土壤，中国人自己的音乐会也该选取诞生于本土的旋律。于是，秉承着“过民族节、着民族装、赏民族歌”的演出定位，“北京新春音乐会”广邀老、中、青三代歌唱家演绎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迄今，王昆、蒋大为、李谷一、阎维文、戴玉强、殷秀梅等众多名家都曾登上过这方舞台，阿宝、龚琳娜、高保利等曾经的“新人”也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大众视野。

守住文化名片

30年过去，新年音乐会春风化雨，浸润着快速成长的古典音乐市场。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张海军记得，高峰时期，元旦前后半个月内，北京上演的各类新年音乐会超过150场。许多乐迷从音乐会上那些精巧抓耳的作品入门，进而步入交响乐的世界。张海军曾看过一份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末，北京的古典音乐发烧友有2500人到3000人，20年后，这个数字超过了5万。

“古典乐迷不断增加，新年音乐会功不可没。”在张树荣看来，新年音乐会的普及流行，为向来被视作“高雅艺术”的交响乐大大祛魅，“几百年前，古典音乐是为贵族服务的，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越来越大众化、通俗化，我们不能老把它放在象牙塔里尊着宠着，推广得多了，古典音乐自然就会从所谓的‘殿堂艺术’变得更接地气。”每年最后一天与亲朋好友赏乐迎新，已经成为许多市民跨年时自然而然的仪式感，“严肃”的古典音乐由此不断拓展受众外沿，艺术与生活相融无间。

在此过程中，新年音乐会的形式和经验也从北京辐射至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的同行们都在学我们的演出排期、曲目设置，比如当北京的新年音乐会把《北京喜讯到边寨》作为固定的返场曲目后，毫不夸张地说，全国范围内，90%的新年音乐会都有这首作品。我们还定下了一个基调，再知名的国外艺术家，到了北京也要演《红旗颂》这样的中国作品。”张海军说。既要国际的，也要民族的，这种思路不仅深深地融入了各种新年音乐会的策划方案，还成为国外艺术家的共识，潘德列茨基就曾告诉张海军，“国际上现在都知道，到中国，有几首作品是肯定要演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旗颂》。”

但眼前的一切绝非终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延续百余年，在成为“金字招牌”乃至“百年老店”的路上，中国的新年音乐会仍需踔厉前行。面对市场与时间的大浪淘沙，品质是立足的根本。张海军提醒，应警惕某些现象。诚然，新年音乐会将大量国外知名乐团引入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观众的精神世界，也为国内艺术家提供了对照进步的契机，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鱼龙混杂的“水团”趁势利用中国观众的热情和信息差捞快钱。曾有几年，一到元旦，就有各种打着“维也纳”“爱乐”“皇家”等旗号的乐团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粉墨登台，“在国外注册一个乐团非常简单，起名也没有什么限制，这种临时攒起来的水团不仅在艺术性上和真正的名团相距甚远，也搅乱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张海军说。疫情发生以来，这种现象大大收敛，但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渐恢复，不排除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对行业从业者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等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化品牌诞育不易，维系也不易，要让一张张名片持续焕发光彩，需要从业者守住情怀，担起更多责任。

专家观点

属于中国人的新年音乐会越做越扎实

张学军

许多人对“新年音乐会”最初的印象都来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北京，经过多年耕耘，“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等品牌经受了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各大院团等艺术机构也纷纷举办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属于中国人的新年音乐会越做越扎实。

曾经，我们的观众拿着钱都不知道该去看什么，但现在，北京的新年音乐会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品牌化、类型化，有的主打民族风，有的主打西洋乐，观众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他们可以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剧场、作品、指挥或是演出团体。而随着古典音乐在北京的不断普及，观众们的鉴赏水平日益提高，也更加“挑剔”，这提醒着艺术家们一定要精益求精，提升自我。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虽然新年音乐会是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但外来的和尚不一定好念经，也不一定念好经。曾有一段时间，每到元旦，就有国外“水团”打着各种旗号、利用信息差来国内挣快钱，而这时，真正的名家大团往往都正在本国上演新年音乐会。幸好，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具有辨别能力，糊弄式的演出越来越行不通。这更该让我们意识到，打造自己的新年音乐会、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是非常重要的。（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乐评人）

（原标题：从北京辐射全国，新年音乐会的首都范儿——艺苑京花）

来源：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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