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煤铺

古语说：烧不尽的西山煤。北京西山一带自古煤炭资源丰富，辽代开始就有开采，明清以后，西山成为著名的煤炭产区，重要的煤窑区域有浑河、大峪、门头沟和居庸关等，它们所产的煤炭有效地保障了当时北京城的燃料需要。

尽管明代以前西山就开采煤炭了，但明代中前期北京城的取暖，仍然大量使用木材、木炭等。当时，由于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燃料需求大增，致使北京附近森林大量砍伐，森林资源接近枯竭，造成柴薪樵采越来越困难，柴薪供应量减少，价格上涨。嘉靖年间，北京的木柴，每万斤要银15两以上，木炭则要银45两以上。于是，煤成为当时京师的另一选择。

其实，北京居民用煤做燃料，从辽金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元代西山的煤窑不仅出煤炭，而且还盛产白煤。据《元一统志》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

但是，明廷最开始对北京周边的采矿有禁令，规定不得于卢沟桥以东的山岭挖掘山石和采煤。直到明嘉靖年间，明廷才放松了一些控制，西山的采煤得到许可，于是开办的煤窑越来越多。此后，西山出现了不少煤窑，其中著名的有上南坡窑、下南坡窑、下嘴窑和萝卜窑等。

明代西山的煤窑，大部分都是民窑，他们不仅担负着京城煤炭供应的重任，也是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太监王朝负责向西山一带民窑征收矿税。为了多征税，王朝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并且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涌至皇宫门前申冤。明神宗命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前去处理，见“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矿工们控诉王朝“拏人绑树，石打箭射，淫奸妇女，席卷家资……不忍听闻。”

朝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沈一贯立即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将所逮捕的窑民释放。后来，明神宗命王朝回宫应役，不再监管税收，暂时化解了这次危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京师发大水，西山煤窑大都被淹，煤户们无法采煤，更没办法完税，他们再次“百十成群，哀泣于长安门外”，要求减免煤税。大学士沈一贯再次上奏乞请“量免税银二、三个月，少苏其困。”明神宗这才下令免征三个月的税银。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西山的煤税正式停止征收。明神宗颁布圣旨：“畿辅煤窑，系小民日用营生，除官窑煤炸，照旧内监开取供用，其余民窑税课，尽行停免，以昭朝廷优恤根本地方德意。”

自此，西山的煤窑在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北京城燃料供应的主要基地。

清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保守的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这些说辞成了一些官员禁止采煤炭的依据，各地禁止采煤。这使得全国的煤炭生产滞后，北京西山地区的采煤也大大受到了制约，甚至影响了京城的用煤。

清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解除煤禁的奏折，上书给乾隆皇帝。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臣请敕下直省督抚，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cuàn），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

乾隆皇帝本来就很支持采煤，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赵国麟此奏，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都增长很快，其中北京西山地区的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当时北京百姓冬季取暖的用煤问题。其中涌现出著名的吉祥窑、德胜窑、公善窑、普水沟窑等煤窑。

当然，为了加强对煤炭行业的监督管理，清廷实行了采煤执照制度。凡是要开办煤窑的，必须先向政府提出申请，同意开采，发给采煤执照，方能开矿，并照章纳税，“每座（煤窑）印发司照一张”，明确规定了采煤边界不准私开停闭、越界开采。

后来，为了获取采煤的执照，许多人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送礼贿赂。

据《清文宗实录》载：“宛平县属西山一带，开采煤窑向在该县领取执照。乃有蠹吏朱姓、梅姓，串通书吏平姓，勒索多费，以致煤户纷纷歇业。”这个记载是说，朱、梅二人利用窑商办理采煤执照的机会，与一个姓平的书吏串通一气，大肆索贿，使得广大窑户怨声载道。咸丰六年（1856年）终于有人告发到了朝廷，朱、梅等人的丑行终于败露。咸丰帝得知后立即谕示军机大臣等严厉惩处。衙署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将朱、梅等犯捉拿归案。

清廷出于对煤窑的管理，在生产过程中也会通过各项措施帮助煤窑。比如，在当时，限于生产技术，不少煤窑常为井下排水问题所困扰。煤窑如果不排除煤窑内积水，就无法生产，而购置排水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如果解决不了排水问题，煤窑就得闭窑停产。这最终会影响北京城内的煤炭供应。为了平抑煤价，清廷决定贷款给西山煤窑主，帮助他们修建煤窑排水工程，助其恢复正常生产。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北京西山矿区有一条大的泄水沟，不少煤窑都要从此沟泄水。但是因为这条沟淤塞，煤窑无资金维修，致使煤窑不得不停产或半停产。

乾隆得到奏报后，立即派大学士兼管工部事务史贻直到煤窑进行实地调查，并要求“妥议”解决办法。史贻直经过实地调查，拿出解决方案，奏请朝廷借给“帑银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余两”，动员窑商修复这条煤窑泄水沟。排水工程交由宛平县煤商赵邦庆牵头承办，并如期完成，解决了煤窑的难题，使一大批煤窑很快恢复了生产，保证了京城的煤炭供应，煤价又趋于平稳。

到了嘉庆六年（1801年），这条排水沟再次失修，造成“各煤窑积水之虞”。朝廷依照前例，“借给帑银五万两，交窑户承领兴修，以利民用”，并特别申明，这些帑银，仅是贷款，待煤窑获得利润后，“其所领之项，分七年完缴”。

清廷的诸多措施，促进了西山地区煤窑的发展，清代煤窑也从宛平扩大到房山一带，甚至昌平和怀柔也出现了不少煤窑。其中，最重要的煤产地门头沟，煤窑一度达到2000多个，“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

西山煤窑源源不断开采出来的煤炭，运往京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便利。时当冬日，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人力极易，所费无多。”

（原标题：明清西山煤 京师之至宝）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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