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 小桃农

6月12日晚间，暴雨、冰雹席卷京城，也砸在了京郊平谷区桃农们的朋友圈里。暴风雨过后，劫后余生的平谷大桃在六月底逐步进入成熟期、售卖季。

一大清早，常富东和他们合作社的员工就到附近的果园收购大桃。

常富东：你看这个能达到16度，它的糖度相当可以了。

北纬40度，京郊半山区，平谷区是我国适宜大桃栽培的北限之地。20世纪80年代初，大华山镇北宫地区的几个农户响应政府号召种植桃树，三十多年时间，形成全村、全镇乃至全区大桃产业的蓬勃发展，“平谷大桃”成为一张响亮的地方名片。

桃农赵成祥老两口、和常富东的爷爷都是当年村里第一批种桃的农户。

常富东1988年出生在前北宫村的一个桃农之家，是典型的桃三代，爷爷种桃，父亲贩桃，戴着头灯在漆黑的夜里摘桃，在大桃交易市场的大货车前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卖桃，是常富东和所有北宫桃农们对销售季节共同的记忆。

常富东：为什么要早晨三点开秤，谁排队排在第一个，您这价格就高。桃贩说我今天只收一万斤，排队卖桃的人已经排了一万五千斤的队伍了，到九千斤的时候就要卡了，我不会再给你每斤三块钱了，我给你两块五，你爱卖不卖。到你第一万一斤的时候我装不下了，我还不要了！

常富东从小就是小桃商，常常利用暑假，与几个小伙伴组成团队，去桃农家收桃，再拉到批发市场倒卖出去。

对市场风向的变化，他有着天然的嗅觉。常富东回忆，2008年前后，北京周边省市的大桃种植开始普及，以品种多、数量大、价格低对平谷大桃形成冲击。看似近水楼台的平谷大桃，在竞争中失去了优势。

常富东：大家都在往北京这个城市挤，卖桃好像一年比一年困难，以前是货车进来找桃，但是那几年就感觉桃往外找客户，挺好的大桃，几毛钱就卖出去了，但是最起码别烂手里。

距离大桃发源地北宫七公里，同是大华山镇，叶海顺对桃农之家的不易也有着深刻的记忆。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等原因，在叶海顺小时候家里只有一亩多田地，种了30多棵桃树。

叶海顺：从我出生以后的孩子都没地分，公共地就这么多，分完之后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爸那会儿也去打工，也很辛苦，去砖厂上班打工，那点地、树根本就养活不了家人。

叶海顺母亲：二十年前人工又便宜桃还贵，现在桃还没原来的贵，人工又比原来贵，起码贵五倍。现在你雇小工，像我套袋雇小工，每个小时三十元。

在海顺的记忆中，种桃的生产成本逐年增高，在大都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氛围中，高成本低价格的压力，落在了一家一户，辛苦耕种的桃农身上。

叶海顺：一年可能所有桃全部加起来，毛的时候也就卖了一两万块钱，也就是说今年挣的钱能投入明年，买这些袋、化肥（等生产成本），这钱滚动保证这一年自己不会被饿着，自己吃的同时能把明年开支给挣出来，就仅此而已。

叶海顺、常富东是同龄人，从孩提时代到今天，他们一起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里平谷大桃产业阴晴变化的曲线。

常富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桃农是平谷农民的一个就是代名词一样。老百姓都说他家种桃的，过去有钱，过去比较风光。但现在咱们都是这样，一说桃农，种桃的呀，就是那种特别看不起。

从大华山镇出发穿越京平高速，需车行一个半小时可以抵达北京中心城区，就在平谷大桃的售卖开始出现困境时，桃三代们正沿着这条路走出农村，到繁华的都市读书、谋求发展，在他们的身后是传统大桃的销售困境，在他们的前方是城市里的水果市场正在发生着改变。

在北京这个特大消费城市，常富东发现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中，大桃正在以不同的形式被售卖。

常富东：那边我一看有四粒的包装，这就局限于什么样的售卖群体呢，年轻人。像北京国贸商务区这些白领、金领，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两个人生活，买一箱桃吃不了，四个桃19.99元。

回望家乡，常富东看到桃农们还在延续着个体销售模式，一筐筐地把大桃卖给中间商。

常富东：平谷有一个名词叫筐净，你是桃贩，一筐都给你了，大小都一样，多少钱。

只是在家门口桃园种桃卖桃的桃农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大桃的市场早已经不局限于售卖摊位上，而是汇入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交易系统。

常富东：一些商贩来的时候，他也会把价格给你往下拉，人家自己包装好了自己卖精包装，我们产地可不可以，我们老百姓可不可以，我们组织老百姓直接就产地精包好不好，桃农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也搭建不了这个优质的平台，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走出去。

“能人”回村之后

2011年大学毕业后，常富东成为一名北京地铁司机，但他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大桃，仅仅一年多后，他就决定重新成为桃农，他在大桃销售季节悄悄辞职回家，对父母谎称工作不忙，请了三个月的桃休假。

在常富东父母的眼中，地铁司机意味着在国企端铁饭碗，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体面工作。在当年23岁的常富东看来，狭小的司机室与天地广阔的桃园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家乡的桃农们在小富即安的心态下，困守小自耕农的生产销售方式，被市场越抛越远。桃三代常富东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界和努力，带着桃农重新站到竞争的前列。

常富东决定辞职回乡，也正应和了当时农村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对人才的呼唤。当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全国铺开，已经带动很多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在免税、农业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的帮助下，常富东注册成立果蔬产销合作社，他首先要改变桃农们延续了很多年一棵树、一整筐的粗放售卖方式。

常富东：你看这棵树很明显，树尖上的桃是光合作用最充足的，享受阳光最充足的，那我们就把树尖上的桃摘下来，装到精品的礼品箱里边。树两边可能比树尖上的桃享受营养的成分跟光合作用的成分就稍微低一些，我们还按照个头颜色分为等级。树心、树底下这些桃享受光合作用成分可能更低一些，我们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些加工厂。这样分级分类就会让老百姓，好桃卖好价、卖高价，电商是增收的，商超是托底的，批发市场还有加工厂是保底的。

把一棵树按树尖、树围、树心的桃进行第一轮分类，每一类再按照大小颜色精细分为不同等级。专业的甜度测量后，大桃再按照不同等级进行包装。

在分拣系统中，大桃从摘果到包装完成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是如何把大桃按照不同的种类级别，以不同的价格卖到不同的消费场景中去。渠道的搭建用了很长时间。

常富东：不管商场、超市都有自己的供货商，你想打断它供货商的利益体系，包括产业链很难。我们只能是不辞辛苦也好、厚着脸皮登门拜访，跟人去讲、跟人去说平谷大桃的优势。

对于新的售卖方式和渠道，村里桃农迟疑观望，常富东却不能有丝毫犹豫，为了与一家拥有756个社区连锁的高端超市达成合作，常富东在采购经理的办公楼下从早上七点半等到下午四点。九个小时之后，依然等在楼下的常富东终于接到采购经理的回电。

常富东：他说你还没走呢。我说我一直在，我怕您出来的时候我看不见您，唯一的机会我没抓住。他说从七点半到四点一刻，你就没动窝。我什么都不说了，我要跟你讲这个特别辛苦，后来我就把大概咱们的理念跟他一说，把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我说您试试，不行的话您随时可以换我。

大桃要步入高端商超，选果、分拣、包装、运输系统就要经受更为严格的考验。

常富东：这个平台的品控特别严，需要每盒都要打开，拿温度计直接插到桃里面，桃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温度过低，外表皮就连头发丝那么大的树皮伤都不能有。

如今，平谷大桃已摆进了多家精品超市的货架，销售渠道随着分拣模式的成熟逐步拓宽，桃农们看到了现实中发生的改变，也积极参与到新模式中来。

新的售卖方式逐渐打通，常富东开始得到更多桃农的支持与肯定。2018年，在常富东返乡创业的第六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了缓解普遍存在的村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等问题，平谷区从农村创业人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学生村官和回乡大学生等群体中发现优秀人才，充实村两委班子。常富东正值而立之年，已经把大桃分级销售做得有声有色，镇里领导找到了他，鼓励他参加竞选。

常富东犹豫的是，他没有任何政务工作经验，作为返乡的新桃农，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也深深感受到大桃产业对年轻人新思维的需要。2018年底，常富东高票赢得竞选，担任前北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常富东：当时说实话，心气挺高的，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售卖方式跟新的种植方式。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将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这是我们将来要打造的一个初心。

小桃农 大市场

六月初，方芳的直播开始频繁起来。36岁的方芳生长在大华山镇的桃农之家，从小到大，五亩桃园就是她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方芳小时候，平谷大桃只有一两个品种。多年来，大桃产业不断发展，在政府的引领与市场的引导下，如今的平谷大桃已经发展出了200多个品种，售卖季也从三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

方芳原本在北京城区做了十年销售工作，2015年因为结婚生子，她辞职回到农村老家照看孩子和父母，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机会让方芳从全职家庭妇女，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电商大拿。

方芳：偶然的一次机会，最早的时候我们村里边有讲师来讲课，我也特别好奇，我就想试试来看看，然后一去听课以后，我觉得不错。

这次培训针对所有桃农，教大家使用手机这个新农具，对于方芳来说是一次偶遇。而对于平谷区政府、多家大桃合作社与常富东而言，却是持续推动了几年的成果。当时，电商时代刚刚来临，许多农产品搭乘互联网打破交易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价格和销量的飞升，那时平谷大桃想要在一天之内，从树上走到消费者的餐桌却有着诸多困难。

常富东：各大快递平台是不发平谷大桃的，桃属于热果，大桃叫“隔夜愁”，过了夜就发愁，如果当天到不了第二天就坏了，这桃就软了，烂在箱子了，因为保证不了时效，第二运输成本价格高，运费太高我卖谁去。

一盒大桃12颗，售价50元左右，还要另附快递费20元。距离市中心几十公里，平谷大桃被隔离在互联网销售渠道之外。如何破解时效和运输成本之困，常富东从物流公司找到了答案。

常富东：快递公司跟我谈过，说你单量越大，我的快递费会给你往下降，你的单量越大，我的时效会越快。

2017年，平谷区开始推行“互联网+大桃工程”，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电商人才培训，政府以补贴政策、鼓励各乡镇政府、农业合作社等组织，聘请电商专家、网红达人、电商经验丰富的桃农等组成团队培训全区农民成为电商能手。四年时间，累计培训桃农四万五千人次。

作为最早的尝试者、推动者，常富东就多次亲自上阵，教室、桃园都曾是他的课堂。

方芳就是从这样的培训中受到启发，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平台卖桃，热情开朗的她客户越来越多。因为订单量足够大，她的家门口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快递发货点。

今年，平谷区大桃产地的街头地边分布118个快递点位，物流公司在大华山镇设置了一个分拣点。

常富东：大桃刚开始做快递渠道的时候，也是需要大桃拉到顺义去分拣。比如说要发东北的或者发天津的、发河北的，还要从平谷到顺义，从顺义再到河北，再到天津，但是我们平谷离河北、离天津很近，现在就把分拣线从终端放到了一线，放到了我们大桃的集中产区。我们平谷区大部分的桃，拉到这个中转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车拉走了。

放眼整个平谷区，大多数桃农家庭都在通过电商渠道或多或少销售自家大桃。

海顺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朝阳工作，只有周末才和妻子回到农村看望母亲。但从前年开始，他只需要坐在办公室发发朋友圈，就可以把桃全部卖出去。

海顺的微信名叫平谷农民，对于这个身份从懵懂到抵触，再到认同，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叶海顺：正好你需要桃子，正好这时候我也有，这个买卖就达成了，我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形式。

在前北宫村，常富东的目标是全民电商。这段时间，督促桃农发动家里的孩子、亲朋好友发朋友圈卖桃成了他每天挂在嘴边的事儿。毕竟，大部分桃农受限于年纪、交际范围的限制，电商卖桃的占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王玉霞和老伴儿都年近60了，电商卖桃只能靠在顺义做销售工作的儿子，因为儿子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用于经营，老两口目前还是把大部分桃卖给合作社。遇到这样的农户，常富东就开启游说模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但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对于常富东而言，大桃生产的可持续问题更迫在眉睫。

目前，还在从事生产的桃农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年轻人大多已走进城市，即便回来也不善于农业生产。

常富东和班子在担忧，未来无人经营的桃园怎样科学接管，而桃农们则盘算，他们的身体状况还能侍弄果园多少年。

“农业有出路 农民更体面”

刘家店镇被誉为中国蟠桃第一乡，从去年开始，农忙时节，桃园里干农活的人中多了一些年轻的新面孔。岳巧云和她的团队给桃农打工，是年轻的新职业桃农。

38岁的岳巧云就出生在刘家店镇北店村，作为农家长女，她从12岁开始，就在照顾弟妹之余，开着农用车帮家里卖大桃。炙热的夏天、不迭声的吆喝、总是熄火的农用车，构成了她关于童年与农村的回忆。

从小，远走高飞、外出闯荡就是岳巧云心中的强烈愿望。2000年中专毕业后，她带着两百块钱外出谋生，凭着农家姑娘的坚韧，从最底层一路打拼，16年后成了北京一家传媒公司的总监。

岳巧云没有想过，她未来的人生还会再和这片土地发生紧密关联。2016年，岳巧云代表公司为家乡做推介活动，她的干练和能力吸引了家乡人的目光。当时，平谷区鼓励人才返乡的氛围浓厚，大桃的营销模式正在转型中，急需营销推介人才。

岳巧云：说心里话，我就觉得外边的人都能设身处地为平谷着想，一个平谷人能做点事就给家乡做点事。即使这个活我做不好，这个地区我发展不下来，我再回到我的原点继续发展也是很好的，当时我就放下心来，我就想我来试一试。

2016年8月，岳巧云注册成立农业合作社，拉开架势全力投入大桃的推介与销售中。但很快她就发现，大桃产业链上，生产端决定销售端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平谷大桃产业的优化升级已持续了多年，在生产端存在的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化、经营分散化等结构性问题，一直在探索尝试不同的破题方案。

去年，平谷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下功夫，开展桃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乡镇试点工作。岳巧云所在的刘家店镇正是试点之一，她依托合作社，组织一支新农人队伍，回到生产端为桃农们提供服务。

岳巧云的方案是：提供一张农活服务菜单，涵盖果树的修剪、打药、套袋、植保、除草、施肥、产品销售等产前、中、后全部环节。最为要紧的是，巧云希望通过与桃农签约，将一家一户的“小散户”桃园联结起来，在不进行土地流转、不改变承包关系的情况下，将老旧果园改造为可以机械化作业的“规模化”果园。

岳巧云：土地这么分散，一家可能二十亩地三十亩地，但是它遍布了十几块，这就是需要我们在做产业的时候，咱们三家可以是一个产业园，做成三十亩集中连片就好，咱们统一的区域种植方式，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

去年这个时候，岳巧云的“职业桃农”团队刚刚成立。桃农们听闻，有人想要到他们果园里干农活，并从中赚钱，一度十分抵触。

种桃老把式们的质疑是客观事实，岳巧云的“职业桃民”团队由什么人组成？是否具备农业技能？他们需要通过考验。

岳巧云：我们平谷区有一个招聘网站去发信息，员工就招来了，其实能留住这些人不容易。应聘的人很多，但是没干几天就走的人也很多，去年的时候只有三个人，但是今年是专职员工三十人，我觉得明年会扩展得更好。

王永新今年35岁，家在平谷南独乐河镇，曾做高速公路的广告维修工十年，今年春天他看到网上的招聘信息，入职服务队。

王永新：跟以前比离家也近了，不用老是来回跑，干这种活也算是挺自在的。

王永新是另一种农村青年，从前的工作内容和环境，他并没有如鱼得水般的胜任，城市于他而言，不过是福利待遇相对优厚的谋生手段。

像王永新一样，其他队员都是从城里基层工作岗位上退守农村的中年人，他们曾是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服务员，他们都不是熟练的农业老把式，在机械化、自动化的帮助下，可以轻松胜任除草、施肥的工作，但剪枝等技术的环节，这支队伍还需要更专业的人力资源。

岳巧云：有一些人是我们乡镇里边的名人，土把式、土专家，他已经在我们这儿，他平时给你剪枝200块钱，如果加入我们服务队里面就80块钱，科学院校专家加上土专家，再加上我们这些新农人，组建一支队伍。

这天下午，在附近乡镇十分有威望的剪枝能手胡宝军来和巧云签约，把自己的桃园正式交由岳巧云团队托管。

去年，胡宝军持观望态度。到了冬剪的时候，有“金剪子”称号的胡宝来被岳巧云请到服务队做剪枝专家，他赚了钱、也了解了这支队伍的服务质量，今年就把自家的果园托管给了服务队。

根据《平谷区桃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乡镇试点奖补政策工作方案》，巧云每年服务结束后，由桃农对他们的服务进行打分评价，政府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给予奖励和补助。试点第一年，奖励补助金就抵消了服务费用。而今年，政策调整，桃农需要在补助金之外自付少量服务款。为此，巧云需要精打细算。

岳巧云：现在是一个推广阶段，我们不能取利，我的工人必须俯下身来，用心地去替老百姓服务，要让老百姓去认可，可能多做一亩地，就是我们的利润。

令巧云充满希望的是，在补贴减少的情况下，今年，他们服务的桃园依然从600亩扩大到了2000亩。而作为“职业桃农”，巧云和团队怎样让自己的未来更有盼头、更有尊严，她深感任重道远。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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