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些日子，宋史研究学者张邦炜先生的两部史学旧著《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再版，并在北京召开新书座谈会，出席嘉宾包括邓小南、虞云国、包伟民、赵冬梅、李华瑞、曹家齐等多位有声望的宋史专家学者，可谓大咖云集，济济一堂。会上各位学者讨论了当前宋史研究及大众写作领域的诸多问题，尤其提到，这些年因一些自诩为“宋粉”的历史作者的碎片式、美化性书写，加之影视传媒等原因，使得现在的人们对宋朝有不少误解和非实际的想象，夸大其经济文化的片段而忽略其政治军事的全局，甚至认为宋朝是“现代社会”。这些观点都引人深思。我们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和理解这段中兴与贫弱并存的复杂历史？而历史学界面对大众又该以何种方式来书写和讲述这段历史，驱散种种“迷思”？张邦炜的两部作品或许做出了示范。

《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张邦炜郑州大学出版社

随着影视作品的关注，宋史如今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而在史学界，宋史研究也一贯算得上“显学”，各类研究成果颇丰。

张邦炜教授在《史事尤应全面看》一文中，曾切中肯綮地谈道，宋史研究问题有四：其一是各走极端，以绝对好坏下定论，不是“积贫积弱”，便是“理想社会”；其二是片面论述，忽略整体，以局部得出结论；其三是过甚其词，过度渲染，夸大现象；其四是数据离谱。

新书座谈会上的张邦炜

就史观而言，通俗历史书写，极易将历史人物，乃至历史时段“脸谱化”“典型化”，这一做法固然出于受众考虑，但大有遮蔽史实之嫌，虚无历史之虞，使人们习惯把汉唐理解为“虽远必诛”的强盛之世，也容易把南北朝混为一谈，当作分裂动荡、无甚建树的时段……这些观点自有言说的背景，但都不能作为定论，而只能是了解与思考历史的起点。

于此角度，再读张邦炜教授两部著作，尤能见其笔意。

《两宋王朝史》作为一部王朝通史，勾勒出宋代政治的关键节点，并以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可作为欲通识宋史者的启蒙之书，亦可作治史者提纲挈领的案头典籍。《宋代皇亲与政治》系作者专项研究，以宗室、后妃、外戚、宦官四章，讨论宋代内朝政治，可作为《两宋王朝史》的延伸阅读。

这两部著作共通的特征是史料择取精要，叙事节制恰切，结论清晰严谨。全书没有连篇累牍的引文，往往用只言片语的原文，便能很好诠释观点。此外，还恰当援引历史民谚，说明政治情势和观念。《两宋王朝史》在极有限的篇幅中，以政治史研究的理路，介绍并讨论了皇权、制度、官僚、军事等关键问题，足可见剪裁功力。更可贵的是，张邦炜教授凭借多年治史经验，敢于得出结论，且有充分判断依据，使人读之晓畅，亦有裨益。

当士大夫陷入党同伐异

建国之初，宋太祖奠定了宋代政策的基础，通过“杯酒释兵权”消除了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内部隐患。针对唐代藩镇积弊，宋朝改革军事制度，达到“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的格局，集精兵于中央，驻重兵于都城，频繁调换节度使。

宋太祖作为军人出身的皇帝，极注重防范，他对待禁军将领往往猜忌，选用标准是“易制”；涉及边防不可不慎，其标准更多是善战，也更为信任。可见，太祖并非一味提防，而是在实际局面中，谋求动态的平衡。

待到太宗朝，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开始重文轻武——出现将从中御、文臣统兵、宦官监军、猜忌边将的现象。张邦炜认为：“宋太宗压抑武将……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文治方面，太宗延续并发展前朝政策，倡导科举、修缮典籍，其中科举影响尤为深刻，使读书蔚然成风，奠定官僚政治基础，间接瓦解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

但是，自仁宗至神宗，冗官冗兵现象日重，国家财政负担加剧，然而受制于阻力，改革始终未成，直到王安石变法，得到神宗支持，才得以彻底开展。张邦炜评价道：“熙宁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运动，从总体上说具有进步意义。”它完成了“富国”的目的，表现为生产有所发展，物价趋于平稳，财政好转。接下来的“元丰改制”，“是一次成功的官制改革，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而更为严重的是，元祐更化之后，政策逐渐背道而驰。

这便是北宋中后期非常显著的问题——政策缺乏连贯性，且引起剧烈党争。神宗主张改革，已有一定成效，且部分效果不佳的措施业已停止。然而，哲宗年幼，曹后主政偏于保守，启用司马光后，引起新、旧两党倾轧，张邦炜认为，“元祐年间同嘉祐时期一样，均非治世。北宋王朝的某些积弊进一步加深。”冗员更甚，财政愈难，吏治腐败。

哲宗亲政后，继承变法思路，打击元祐党人，终于使人际派别的党争，大于政策实际的争论。士大夫忙于党同伐异、勾心斗角，朝政已经难以挽救。这也直接为北宋灭亡埋下祸根。

皇帝与谁“共治天下”？

相比以出身而论的门阀政治，宋代以来大力倡导的科举，给更多精英上升空间；同时，在尊重士大夫的风气下，士大夫官僚也能更多干预政治。张邦炜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书末谈道，宋代社会被称作“官人世界”，是典型的官僚政治，士大夫确实没有杀身之虞，且受各项优待，乃至神宗有言“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但是，士大夫主导的精英政治，并不能阻止权臣“独断乾纲”。如果说北宋党争愈演愈烈，葬送万里江山；那么南宋以来的“权相”问题，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安插亲信、培植党羽、控制言路、迫害异己，对外卑躬屈膝，迎合高宗苟且一隅的思路，在大好形势下向金国求和，最终导致“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韩侂胄在“绍熙内禅”中拥立宁宗即位，由此占据政治要位。他先后打击赵汝愚，控制言路，惟用亲朋故旧，专政十四年；发动臭名昭著的“庆元党禁”，从理学中人到政治敌对，全面加以打击迫害；为巩固地位发起“开禧北伐”，也以“潦草”惨败告终。

极为吊诡的是，最终清除韩侂胄的史弥远，恰是南宋另一权臣，他的手段与韩侂胄如出一辙，擅权二十七年之久。

理宗亲政后，沉溺酒色，昏聩不堪，对内是南境各地纷乱不已，在外是蒙古大军咄咄逼人。正逢其时，贾似道走上历史舞台，他使朝政更加黑暗，推行公田法，发行新纸币，打击反对派，专政十六年，掩盖视听，以致“吏争纳赂求美职”，待到襄樊失守，竟依旧醉生梦死。

权臣专政的后果极为可怖，如果说党争是君子博弈，导致心胸狭隘；那么专权则是为一己私利，赶尽杀绝。

朱熹说“权重处便有弊”。宋代政治所呈现的问题，亦属封建皇权社会的固有问题——权力更迭极易导致政策反复，而权力集中又是天然的倾向。

笔者以为，封建皇权社会，最理想的结果，是让自身导向“制衡原则”和“精英政治”——目标应是确保精英的流动和任用，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宋代政治的“进步”，仍是局限在封建时段内部的，其核心是治理效率和效果，它源自精英参与度的提升，是影响程度的进步。而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是普罗大众权力的提升，是影响范围的进步。

宋代从未改变封建皇权政治的本质，也不能代表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名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张邦炜认为，所谓大公无私，仅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公”，代表的是官僚地主即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从内朝政治看宋朝

历史上，前后两代权力更迭时，经常爆发周期性冲突，由内朝掌权爆发危机的情势，又不在少数。

后妃、宦官、宗室、外戚所属的内朝，与士大夫所代表的外朝，矛盾由来已久，比如汉有外戚擅权、党锢之祸等冲突，晋有八王之乱、骨肉相残的斗争，唐有女皇登基、父子相争的危机……内朝往往凌驾于外朝，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其具有的排他性，极易导致政局动荡。

张邦炜认为，在宋代权力交替中，无内朝势力，因而少内乱。宦官作为皇权分割外朝的权力工具，虽有职权，但并未凌驾于外朝之上；同时，外戚宰相如韩侂胄、贾似道等人，即便大权在握，系外朝领袖，以臣子面目出现，也谈不上内朝干政。

首先，宋代宦官干政有限，受到抑制。其实，宦官是封建皇权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是皇权的延伸，这种现象在明代最显著。一般来说，宦官势力发展，很可能与三类情况相关。其一，后妃专权，宦官成为其权势扩展；其二，刚明之主在位“刚好专任，明好偏察”；其三，昏庸之君在位，致使专权。

不难发现，宦官参与政治的契机比较广泛，这是由“人治”模式必然引起的权力再生产。然而，笔者以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宦官唯重权力，鲜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很难有士大夫的使命、约束和专业性，这就导致任人唯亲而尸位素餐，比如北宋与西夏对垒，率军惨败，更遑论废立皇帝之举。

其次，对于宗室，宋代有制度约束，足可见宋人政治智慧。概言之，对其“优之以爵禄”“不责以事权”，宗室不领兵，皇子不直接封王，不继承，位在宰相之下。同时，还有严格的结交制度，防范形成政治势力。

最后，宋代太后听政时期颇多，而没有形成乱政，实属不易。张邦炜认为，宋代太后垂帘时间比较短，像刘后、孟后都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才干，她们政治上倾向保守，且“心在社稷”，少有自立之意。

在唐代有传记的37位后妃中，牵涉政治的是25位；而宋代记载的57位后妃中，牵连者是15位。其中，最典型的是真宗朝刘后，张邦炜认为她“有武则天之心是难以求证的假设，无武则天之举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显然，内朝政治的问题，在宋代得到较好的解决。

（原标题：从“迷思”中还原宋朝 张邦炜解读两宋荣辱兴亡三百载）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赵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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