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瓷传人陈永昌

入行
先练刻线
一刻就是一个月

陈永昌作品姊妹篇《幸福路》与《天路》

在陈永昌的家中，一排棕红色边框的玻璃展示柜几乎占去了整整一面墙，原本就不宽敞的客厅显得格外局促。“右边是陈老师的刻瓷，左边是我的面人。”同样是工艺美术大师的老伴儿郎志丽乐呵呵地介绍着，“我们俩从五十年代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没离开这些，平时做完了互相给看看，提提意见。”

郎志丽口中的“陈老师”虽已是满头华发，但聊起刻瓷来神采奕奕。“我入这行得从父亲说起，他是我的恩师。”据陈永昌回忆，1904年，时年15岁的父亲陈智光因家贫而辍学，家里人希望他能学点手艺。恰逢清末光绪年间，顺天府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工艺学堂，陈智光便成为其中刻瓷科的学员，“那时候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当老师，学员一共二十多个。三年学徒期满后，这些人大多各奔他乡，只有我父亲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

两位老前辈对刻瓷工艺进行了改革，将南方惯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錾”相结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风格。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一直在前门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专攻老本行刻瓷。

“我父亲以工笔为主，朱友麟则擅长写意，哥俩本想着要在刻瓷这一行当里闯出个名堂，可无奈后来活儿不多，只好暂时转行，父亲改做牙雕，朱友麟从事刻章。”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陈永昌感慨良多，“所幸解放以后，国家授予他们‘老艺人’的称号，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这才有了转机。”

1957年，16岁的陈永昌子承父业，以学徒工的身份开始在研究所跟随父亲学习刻瓷。“虽说小时候经常看父亲做，但一直没上过手，毕竟瓷器易碎又金贵，一旦弄坏损失可就大了。”陈永昌清楚地记得，学徒生涯的起步枯燥而漫长，“父亲给我一把刻刀，一个瓷制的笔筒，先练刻线，一刻就是一个月，得刻直了才行。”

陈永昌发现，刻瓷远比想象中来得复杂，“只要拿起刻刀，就要保证精神高度集中，手指和手腕要配合起来用力。刻线不能轻易下笔，得沉得住气，切忌操之过急。力道轻了不着痕迹，重了又会伤及瓷胎，好端端的一件瓷器就可能成了废品。”

就这样，陈永昌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退休离开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市场，做完的东西都归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对行情始终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