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栋 沈庆利

斯诺

1960年和1964年，斯诺两次访华期间，都来到北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好”与“危机”并存

1928年，斯诺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1933年3月，斯诺首次定居北京。1936年夏，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越过国民党军事封锁线抵达陕甘宁边区，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采访五个月后回到北京，此后一直到1938年才离京。第一次访华期间，斯诺在北京居住达五年之久，对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方面惊叹于古都北京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一方面也观察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落后守旧及民族危机下的现实困境。

在《安家北京》一文中，斯诺称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是“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明古国的中心。”（引自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对于北京城的自然人文景观，斯诺更是大加赞赏，称她是“一座设计建造得很宏伟的城市”，一个艺术的宝库，“堪称钟灵毓秀，文雅的所在”。当时的北京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二环以内，“老北京”祥和安宁的民风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斯诺认为北京“犹如一个庞大、但是友好和亲密的村子”，人们“似乎彼此都认识”，“愉快地在外城狭窄的胡同里穿行”……“宁可耍无赖也不搞邪恶的阴谋”。这里“一团和气”，拥有“惬意的笑声”、“悠闲的生活”和“天伦之乐”。

斯诺非常喜爱老北京的四合院民居，他说自己和多数在北京的外国侨民一样，最喜欢住在这种“院墙内房子环绕一个小庭院”的中国式住宅中。他对四合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尤其对其中各式各样的“门”感兴趣。这些四合院“或者由‘垂花门’隔开数个庭院，‘垂花门’上开有月亮门或者其他形状更奇异的门外院有一个圆月形的门洞”，或者在“屏门后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院子，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通过对这些“门”的观察，斯诺充分领略了中国民居“含蓄”和“曲径通幽”的魅力。

1934年，斯诺搬到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大学里的中国现代青年，也流连于海淀秀丽的美景中：大钟寺、玉泉山、白塔寺、西山丛林、名胜古迹众多的“八大处”和颐和园。他赞赏颐和园“夹道的春柳、顺坡而建的楼阁、碧绿的湖泊和石舫”。不过他也认识到，“美好”的北京是与“危机”并存的：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在外来冲击的影响下，民族危机不断深化，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北京，已然成为进步青年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前沿阵地。斯诺对那些进步青年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目睹了抗日战争前夕一代中国青年在爱国心感召下的崛起，并为能与他们站到一起而感到骄傲。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斯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的学生、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得知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施压下准备接受华北自治的传闻后，情绪极为激动。斯诺建议“要行动起来”，斯诺的一位朋友尼姆则提到了“五四”运动，认为全中国人民都在等待着北京青年们生气勃勃的迹象，只要青年们行动起来，人民就会支持他们。后来，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等人又多次同斯诺商讨行动策略和计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国际友人的相助下发动起来。“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首次被响亮提出。正如斯诺所预言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正在苏醒”，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那些最有才华、最有爱国热忱的青年聚集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