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超在拍摄《往先》时与奶奶交流。

拍摄《赤脚行医四十载》的赵媛媛（后排右二），与长辈们合影。

两年来，来自全国101所高校的182个团队，完成了147部口述历史影像作品。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或者回到故乡，采访长辈，在倾听中完成“我是谁？来自哪？”的寻根之旅；或者跋山涉水，记录下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或者将目光投向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生活背后大量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细节。

到大学做演讲推介口述历史

渠馨一是“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执行总监，两年前她参与并发起了这个旨在向年轻人推广口述历史的项目。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渠馨一和她的团队每年都要举办颁奖典礼，从众多影像记录作品中挑选出高质量的作品，奖励这些有想法的制作团队，如今已是第二届。

80后渠馨一曾是山东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几年前，她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她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帮别人拍回忆录。她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的30余位老教授拍摄了回忆录，尽管她不是学历史专业，但认真听完这些老教授的故事之后，她发现她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也让她意识到口述历史的有趣之处和重要性所在，“个人的记忆能够还原一个时代的历史。”

当时，新历史合作社的总编辑唐建光正在创办“我们的历史”，对口述历史产生了兴趣的渠馨一就成为团队的一员。2014年夏天，为了推动口述历史，他们成立了“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并将目光放在了大学生这个群体上。

2014年9月，渠馨一来到去海淀五道口706青年空间，第一次做路演推介这个刚刚成立的项目。她笑着对台下的大学生们问道：你们知道爷爷奶奶的名字？这时，底下有人说知道，有人说不知道

她接着问：你知道你爷爷奶奶的生日吗？你知道你们家族搬过几次家，家族里每个人都有怎样的故事吗？这个时候，在场的几十名大学生只有一个来自广西的同学举起了手。渠馨一看着其他大学生疑惑的目光，心里觉得有底了。“我问的这些问题，让大学生们忽然间觉得，原来口述历史和自己是有关系的。”

在接连举办了几场路演后，10月份，渠馨一便收到了78份报名的样片。“这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一开始想能有30份就很满足了。”虽然最终上交的作品都还略显稚嫩，但渠馨一和她的团队依然能从作品中感受到普通人背后的精彩。2015年5月，他们举办了第一届颁奖典礼，面对90后的热情，他们确定了主题：90后变形记。

2015年6月，渠馨一马不停蹄开始了第二季的校园路演。令渠馨一印象深刻的是苏州大学的路演，6月份正是备战期末考试的紧张时期，加上当天还下着雨，去听讲座的也就三十来人。苏州大学那边的负责人在和她协商要不要取消这次路演，渠馨一想，既然来了，还是试一试吧。没想到的是，当场就有十多名大学生填表报名参加。

这让她无比欣慰。第二季的进展状况也令整个团队信心满满，不仅报名的人数大大增加，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白领也加入了进来。而且大学生们提交的作品也更加成熟、题材更加广泛，不仅有关于家的历史，还有很多关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记录。于是，渠馨一将第二季的主题定为“长大”--不仅是大学生们的长大，口述历史也在成长。

踏足从未去过的老家

北京化工大学的大学生潘超，通过拍摄作品深刻体会到了“长大”的涵义。2014年，他在学校看见了“家春秋”口述历史的海报，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他从小是奶奶带大，奶奶经常给他讲过去的事，但每次就像听故事一样，听完就不管了。于是潘超立即报名，并打算拍下自己长辈的故事。不过当时，他既没有相机，也没有制作团队，只好眼睁睁地错过第一季。但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第二季我一定要参加。”

2015年春节，潘超回到江西，他和父亲带着奶奶一起回到奶奶生活过的地方：宜黄县严坑村。1987年，奶奶跟随爷爷来到宜黄县城，自小在县城长大的潘超从来没有到过那个村子，“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我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涉足那块承载我奶奶半生跌宕的山水。”

奶奶生活的村子给了他极大的震撼，村子位于山坳里面，一段黄泥路是进山的唯一一条路。现在的村子荒废凋敝，只剩下稀稀疏疏破旧的房子和为数不多不愿出去的老人。奶奶和父亲凭着记忆找到了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房子早就塌了，地上连当年搭房子的木头都没找见。房子的地基陷下去，塌成一个坑，还有人在那块地上犁出一块一块的方田，种上了小菜苗。

潘超指着分明是菜田的地基调侃他父亲，“这是我们家房子？”只见此时，他的父亲对着土地沉默了很久，潘超说，这一刻，他感悟到了不一样的情绪，他突然意识到，“可能有一天，一场大雨冲塌了唯一进山的黄泥路，从此再也没有人往来。”

这个场景强化了他把这部片子拍完的决心。潘超从来没有拍过纪录片，最初决定拍有冲突、戏剧化的场景。他常听奶奶讲以前在乡下过年杀猪做年祭的风俗，便设计了一段戏：拍摄奶奶从菜场买肉买料再到做年祭的全过程，但后来他发现不对劲了。奶奶做年祭的流程早就烂熟于心，但她每做完一个动作，都要停下问潘超，“我这么弄可以吗？”潘超意识到，因为镜头的存在，反而导致了奶奶在讲述上的不自然，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他就把摄像机架在那里，陪奶奶聊天，听奶奶讲故事，画面中的奶奶就显得自然了许多。

潘超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奶奶和爷爷曾有过的浪漫；知道了爷爷当兵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辛。此时，他的奶奶不再只是奶奶，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最终，潘超的作品《往先》获得了最佳文字记录奖，奖项对于他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了却了一个心愿，“我去拍是为了有一天等我们都老了，等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个掩于荒山老家的时候，我还能拿着我拍的东西，跟我的孩子说，你看，我们从这里来。”

赤脚行医四十载的外婆

来自广州的赵媛媛，她拍摄的《赤脚行医四十载》获得了“最佳口述历史采访”，她直言，这份荣誉让她颇感意外。

她的这部作品记录的就是她外婆的人生经历。赵媛媛小时候在四川广安的外婆家长大，后来跟随父母到广州读中学、再读大学，每到寒暑假，她才会回去看外婆。很早的时候，赵媛媛就想把外婆的故事记录下来，只不过当初计划用文字，当了解到“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后，她觉得用影像记录下来也挺好的。

在大学读金融专业的她，马上联系两个小伙伴，并在2015年暑假回到四川广安，拍摄外婆的故事。平时无比熟悉的外婆，真正要拍摄时，赵媛媛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她和团队商量，就从外婆当赤脚医生的经历作为切入点。

赵媛媛想起了小时候，她会看着外婆的手出神，外婆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上有厚重的老茧，那是常年握镊子留下的痕迹。而外婆也喜欢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外婆说，以前给人接生、做计生手术时，也都会这么握着病人的手。“这代表着相互的信任。”

于是，就在这短短的10天里，他们重温了外婆的一生，也理解了外婆背后深藏的苦痛。上世纪60年代末，她的外婆开始在四川广安的医院学习，其中，接生是重要一项内容。凭着自己的专研，她成为方圆十里知名的接生医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接生技术精湛的外婆被安排到区里专职做计划生育手术。“外婆既为许多家庭带来新的生命，又让尚未探出头来的小胚胎匆匆告别人间。”她第一次做刮宫手术，就是给一个怀孕十四天的孕妇。一想到自己要亲手杀死一个小生命，她的手就抖得厉害。但这是任务，又不得不完成，当最终把尚未成型的、只是一点血水的小生命用工具从子宫里吸出来时，“外婆痛苦不已，当天晚上做了噩梦，梦到那个没成型的孩子来向她讨命。”

这些个人的口述历史，让很多人看到了在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背后丰富的细节，甚至看到与书中不一样的历史。而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之一。

在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些学纪录片专业的大学生，一开始就是为了参加比赛，拿到赞助的钱(在“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中，公益组织永源公益基金会，每年为入围的团队提供五千元的资助)，然后他们就去拍知青，最后通过不断的了解，他们发现，“知青”这一名词背后，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后来，这些大学生告诉渠馨一，即便以后没有基金会的资助，他们也会坚持拍下去。

坚持拍下去的团队还有很多。潘超在导演手记里写道，拍出三十分钟的《往先》绝不是结束，“往先（江西方言，指过去）的故事说的完吗”；学习金融的赵媛媛，因为到北京领奖，一眼就喜欢上了北京，她计划今年暑假到北京做新闻实习生，继续筹备她下一部的作品……

第二届颁奖典礼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第三季口述历史的开始，渠馨一和她的团队又要忙起来了，她非常欣慰地说道，‘“家·春秋’口述历史本来是想做一项比赛，后来是想推动口述历史的发展，现在看到的是更多年轻人学会了独立思考。”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