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巴金亦一代文豪，二人矛盾为何会如此激化？

1936年曹禺出版了他的第二个剧本《日出》，《大公报》编辑萧乾组织学者讨论，朱光潜写了《舍不得分手》，批评第三幕与全剧关系不大，可以去掉。曹禺不服气，回以《我怎样写〈日出〉》，颇有抵触情绪。

1937年1月1日，《大公报》上同时发表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对《日出》的赞美，巴金与曹禺是好友，他开篇写道：“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

对这种主观评论，朱光潜不以为然，在《眼泪文学》中，他追问：“文学的最高恩惠是否就是眼泪？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靠得住的标准？对于这些问题，我却很怀疑。”

正是这个“很怀疑”，让巴金先生情绪失控，他一方面辩解自己只说好作品可以让人流泪，并没说让人流泪就是好作品，另一方面，对朱光潜大肆人身攻击，嘲笑他无知，称：“我希望他把他的全部著作收回，请他的朋友或他的学生仔细修改以后再来问世。”

朱光潜也动了气，写了《答复巴金先生的忠告》，称巴金缺乏幽默，“逞一时气忿说昧良心的话”，说：“寻找和攻讦别人的过错永远不能成就你的伟大，这是我报答你的一句诚恳的忠告，它能够使你受用一生，也够使你骂我一生，它究竟产生哪一种效果，看你的造化吧。”

此后，《中流》又刊发张天翼、巴人、唐弢等人文章，对朱光潜轮番批驳，但朱光潜均未回复。

表面看，这场争论源自对作家、作品的不同认识，乃至文学观念的差异，但细推敲，还有其他原因。

巴金成名甚早，但初期未被主流认可，巴人批评他：“在人物的塑铸上……机械地被描写着，形而上学地给对立着。”胡风称他的小说“也许有感情无处发泄的未经世故的中学生会读得流泪罢，但作者不能以那为目的”，王易庵甚至认为《家》后无需再有《春》《秋》，后者是为了“卖钱”的“市侩主义”。老舍曾对林斤澜说，别像某些人那样，写一辈子，依然没自己风格，便是在暗讽巴金。

巴金部分小说中的人物缺乏个性、过于僵化，有赚取读者廉价眼泪之嫌，这在文学圈颇有共识，甚至一提“眼泪”，就想到巴金，只是批评者多为同仁，不便争执，对朱光潜发怒，或有压抑太久、终于发泄出来的意味。

此外，与鲁迅关系亦是一个因素。

在评论圈对巴金冷嘲热讽时，鲁迅却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左联”作家围攻巴金，鲁迅出面保护，并批评有些人“左得可怕”，因此被认为有“领袖的野心”，笼络青年作家以自立山头，徐懋庸曾批鲁迅“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

对鲁迅的扶持，巴金终生感激，他曾说，鲁迅不仅是一个太阳，还是一株大树，曾给无数青年挡住风沙。

鲁迅去世后，萧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萧乾最不喜欢别人删他文章，但巴金坚决把相关文字删掉，并说：你受沈从文（萧乾的老师）影响太大，那是京派对海派的偏见。为维护鲁迅的文艺主张，巴金常以斗士面目出现。

1935年，朱光潜曾激赞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认为其“静穆”，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杜甫、杜牧等关注现实太多，失了“静穆”。鲁迅当年转向杂文写作时，被不少评论家指责，认为他放弃了文艺追求，朱光潜俨然在呼应这些旧论，鲁迅当然要批驳，他指出从钱起全诗看，只是应试之作，摘两句立论，是为“主观唯心主义”准备“温床”，将走向“鄙视群众，抬高自己，脱离现实，聊图个人享乐”。

这些评论，显然为巴金后来的愤怒提供了铺垫。其实，早在1922年，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也曾写过：“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但人们往往只愿从鲁迅的文章中摘出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

朱光潜与巴金此后各有几篇文章，暗含交锋之意，李健吾先生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抗战爆发，这场论争也许会继续下去，因二人文章“瑕瑜太夺目了”。值得注意的是，巴金一改刚开始的文风，专注于学理讨论，火药味越来越少，无怪乎萧乾曾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唐山）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