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利亚城郊，1936 年冬：西班牙大选为期不远了。一位老爷正在巡视他的土地，半路上迎面走来一个衣不蔽体的人。老爷仍坐在马上，叫住他，往他手上放上一枚硬币和一张选举表。那个人把硬币和选举表都扔到了地上，背对着他说：“在我饿肚子的事情上，我做主。”——《镜子》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塞维利亚城郊，1936 年冬：西班牙大选为期不远了。一位老爷正在巡视他的土地，半路上迎面走来一个衣不蔽体的人。老爷仍坐在马上，叫住他，往他手上放上一枚硬币和一张选举表。那个人把硬币和选举表都扔到了地上，背对着他说：“在我饿肚子的事情上，我做主。”——《镜子》

4月13日，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74岁因肺癌去世。死于自己的祖国。

人生中他第一次遭到驱逐，是在课堂上。

一个女老师对少年加莱亚诺说，1513年西班牙殖民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是第一个站在巴拿马的山头看到两个大洋的人。 举手提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1973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军队扣押了加莱亚诺，随后将他驱逐出国。加莱亚诺开始了12年的异国流亡生涯。关于他的护照，就有两个段子。

在西班牙，他因为没有护照，被一次次要求去申领表格、填表、排队、交表、再审领表格……在“职业”一栏中，他总是填上：作家。后面加个括号，写上“专写表格的”。他被拒绝进入美国，据说是因为他在第一次填写入境表时，回答“你是否想刺杀美国总统”一问时，恶作剧地填了一个“是”。

在西班牙避难期间，加莱亚诺曾经看到一个疯子把一张废报纸撕成碎片，然后一边把碎纸片硬塞到乘客手里，一边嘴里嘟囔着：“护照！护照！……”

他曾经这样描述“护照”“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国土，是一幅没有国界的巨大地图，而我们的一双腿，是唯一须持有的护照。”

1985年加莱亚诺有了回国的护照。他经常在蒙得维的亚的咖啡馆里和朋友们聚会讨论，或者去野外狩猎。他的创作力旺盛，几乎保持着每年一本的出书速度，同时发表政治和经济评论，尖锐地批评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掠夺政策。

1971年完成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加莱亚诺一生的护照。这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一部讲述富饶的拉美大地500多年来被掠夺的苦难史。“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当加莱亚诺被驱逐之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同时被禁。人们把这本书埋在院子的后院里躲避搜查，也有勇敢的女孩在公车上为全体乘客朗读。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侄女伊莎贝尔·阿连德说，1973年智利政变时自己带着这本书开始了流亡生涯。墨西哥山区游击队的领导者马科斯一边读着这本书一边给加莱亚诺写信。2009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塞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手中，一天之内，这本书的英文版在亚马逊网站的销售榜上从第54295名攀升到第2位。

加莱亚诺的人生之途坎坷漫长，笔下作品却越来越短。从《火的记忆》三部曲到《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他用碎片化的小故事，探索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秘密。他喜欢从历史的最深处挖掘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相。不变是为拉美像强权国家抗争的思想。

马科斯写过一本童书叫《颜色的故事》，书中说一个老人在墨西哥恰帕斯的丛林中看到一只鹦鹉，“羽毛闪耀着缤纷色彩，就像一条彩虹。”马科斯很可能是受了加莱亚诺的启发。加莱亚诺同样写过一个鹦鹉复活的故事（这本书即将在国内出版），而彩虹是他晚年很爱使用的一个比喻——“今天的男男女女，是地上的彩虹，我们比天上的彩虹拥有更多的颜色；但我们都是非洲移民。就连最最白的白人也来自非洲。”

两年前加莱亚诺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最大的恐惧是人们都患上了健忘症。“人们对小事情或小人物往往视而不见。”这种小事情和小人物被他形容为“人类的彩虹”。“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加莱亚诺做过邮递员、工厂工人、银行出纳和速记员。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1995年他创作了《足球往事：阳光与阴影下的足球》，这是一部关于足球的时间简史。

除了作家，加莱亚诺“护照”上的另一个职业应该是记者。他的新闻生涯从15岁开始，这让他有机会来到中国。23岁的加莱亚诺在北京采访了溥仪。他在《镜子》一书中写下了采访经历：“他的穿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一件蓝色制服，钮扣直扣到脖子，破旧的衬衫袖口从制服袖子中探出头来。他在北京植物园修剪树木花草，以此为生。”此后一年，他出版了《中国》，这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却不曾有机会和中国读者见面。

《镜子》一书写了500多个历史小故事，有20个关于中国的。故事有错漏，加莱亚诺有误读。他写中国公主把蚕种私传古代于阗，把于阗国王的名字写成玄奘，诺张冠李戴大概是因为取材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中国西部考古报告，斯坦因在书中引用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加莱利诺还把黄河长江搞混了：“1980年，黄河里尚有400头河豚。到了2004年，仅剩一头。它没活多久。”这段话应该说的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白鳍豚。

不用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错漏上。加莱亚诺在书中寻找着中国和拉美苦难相投的历史情感——“中国被迫向屠戮自己人民的刽子手们支付巨额赔款，以补偿他们让这个国家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已是一个吸毒过量、饱受屈辱、腐朽溃烂的民族了。”

应该说拉美作家更早地关注了中国。加莱亚诺说：“还在小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在乌拉圭的另一边，有人要是有耐心打一口足够深的井，就能通达那个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是被称为“拉美文学爆炸”的时代，爆炸的余波20年后才从井中通达到中国。同为记者出身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掀起了国内拉美文学热潮，加莱亚诺的作品近两年也纷纷被引进国内，受到关注。

拉美作家内心深处有着一致的历史伤痛。他们统一的护照是“尊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聂鲁达说：“我寻找的不仅仅是痛苦，而是力量”；阿斯图里亚斯说：“（我们的小说）它是战斗的文学，一向如此”；卡彭铁尔说：“我属于觉悟的一代……介入的一代、开始真正懂得革命……的一代”；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