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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生说，我国医学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遗体标本，个别院校仅能做到教师示范。而在医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一个医科学生本科阶段至少要解剖过一具遗体，一名医生从学生到成长为教授要解剖10具遗体。“这种悬殊的差距亟待缩小。”

“我国在遗体捐献方面的立法空白，是这种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韩宝生调研发现，不少志愿者在咨询时，首先询问的是有没有立法，当得知没有遗体捐献的相关立法后，都选择了放弃。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也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有捐献者与接受单位签订了捐献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截至目前，我们只有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仅适用于器官移植。”

韩宝生介绍，遗体捐献，在西班牙、芬兰、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均采取预先默认同意制度，即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在英国，公民考取驾照时，将会填写一份“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表格，同意者的回答会被印在驾照背面，显示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美国则建有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最大程度上保证器官捐献不受地域条件的影响，同时，患者等待人体器官的排序也是公开的，并且接受公众的监督。

“建议尽快制定遗体捐献法。”韩宝生提出，在制定法律时，可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并立足我国社会文化的具体国情，合理确定我国遗体捐献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条件，对遗体捐献的法律关系、接受与使用程序等作出规定。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本报记者 赵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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