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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西安先生:他被称为“中国新潮音乐教头”,还是一名“预言家”

2020-07-09 15:37 北京晚报 TF020

六月初,我突然觉得离死神很近,因为接连听到了三个死讯:第一个是我在布达佩斯家楼上的一位老邻居病逝,电梯门上贴出了下周举行葬礼的通知,虽然我跟这位卧床多年的老人没有见过几面,但按照当地人的习惯,邻居的葬礼还是要能去就去。第二个也是邻居,四十岁出头,就住我隔壁的维克多,4日下午女友下班回来,发现他在家中自杀。维克多是个安静的小个子,喜欢种花养草,经常到我家窗前帮助浇花。当天傍晚,两辆警车停到楼下,五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在悬廊上警戒,并挨家挨户叩门调查,另有三名穿白色隔离衣的刑警或法医在屋里忙碌。现场勘查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拍照的闪光灯透过敞开的屋门投进黑夜,如密集的闪电照亮无眠的庭院……

李西安 1937-2020

第三个是闻知李西安老师去世。微信里,我看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师姐萧梅转了谢嘉辛老师写的一篇回忆老院长的文章,才知83岁的李西安先生于6月4日22时在京病逝。这个噩耗让我难过了好久,也使我陷入年轻时的回忆。

作者:余泽民(本文作者为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㊀ “新潮”音乐由他命名

李老师不仅是融汇中西的作曲家,推动中国音乐发展的音乐理论家,他还是眼界宽阔、思想解放的教育家、音乐改革的弄潮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新潮音乐教头”……那么“新潮音乐”指什么?指的就是谭盾、瞿小松、叶小刚、郭文景、陈其钢、黄安伦、何训田、周龙、陈怡等的音乐实践,如今,这个天才的音乐群体已将中国音乐带到世界舞台,李西安不仅是他们中许多人的伯乐,更是这个群体背后的推手,而“新潮”音乐就是由他命名的。

李西安与谭盾(后排左二)、金铁霖(左三)、瞿小松(后排右一)及华夏室内乐团赴纽约演出。

上世纪80年代是解放思想的年代,是理想主义泛滥并充满一切可能的年代,是中国人重新认知世界并重新为自己定位的年代,现在回头看李西安当年发表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中国音乐的新浪潮》和《中国音乐的大趋势》,钦佩他是一位预言家。1985年的6月,他就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十大趋势,三十多年过去,几乎都被他说中了。

李西安老师生前担任过的职位很多,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音乐》主编、《中国音乐》主编、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学术委员、华夏室内乐团艺术总监、香港中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的艺术顾问……对我个人来讲,意义最大的是他当了11年的那个“院长”。在李西安老师漫长的音乐教育生涯里,我只是他满天下的桃李中一个既半路出家,又半路出走的“后生”,我未能沿着他当初的期望走到底,但是反过来说,他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正是他当年践行的音乐教育改革给了我弃医从艺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㊁ “欢迎你来学校帮助建设新学科”

我是1989年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记得198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上午,我从一个家住大北窑的朋友那里骑车出来,准备回樱花园的学生宿舍,因为我当时正在中日友好医院做临床实习。路过农展馆时,看到那里人山人海,从大门口拉起的巨大横幅上才知,那里正在为应届大学生举办供需见面会。其实,我对自己毕业后的方向已经想好,准备报考北医精神卫生研究所(现北医六院的前身)的研究生,为此我还特意在三个月的“小学期”里选择去精研所做“科研实习”。当时我热衷于读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伯格森和金赛,认定21世纪的医学将是心理学的世纪;另外,我还有一个揣在心里说不出口的原因:我觉得心理学更贴近文学,要知道,大学时代的我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万一研究生没考上,我就选一家附属医院当医生,内科外科无所谓……

现在回想,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巧合串成的,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要不是那一天的前晚我碰巧住到了朋友家,碰巧又在那天上午骑车经过农展馆,碰巧被在路边等人的徐琛拉进了展厅,碰巧在人山人海的展厅里遇到被分在北大医院实习的徐易京,他又碰巧顺嘴跟我说:上午有两位“美院来的教授”到北大医院招研究生,当时大家都推荐我,因为都知道我有美术特长;而且巧上加巧,我碰巧那晚去北医本部跳舞,碰巧遇到也接待过那两位教授的卫生系辅导员赵建明,于是我要来了联系电话,半夜三更赶到了杜义芳老师家……假如没有这一系列的“碰巧”,或许我过的会是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蓝靛厂还是农村,我骑着一辆链子生锈的“二八男车”沿着田间颠簸的泥路来到空军指挥学院,杜义芳教授已经笑眯眯地等在大门口;当时已是夜里10点。跟她聊了几句才发现,我得到的信息不准确!杜老师并非来自美院,而是音乐学院,当时我就失望地打退堂鼓,因为我虽然在北医上过吉他班,能弹《致爱丽丝》、《西班牙舞曲》等几首好听得落俗的吉他曲,但我只知简谱,不识五线谱,去考音乐学院研究生岂不是笑话?!然而杜老师三句两句就稳住了我,我第一次听到李西安这个名字,就是从她嘴里。

杜老师近六旬,身材矮胖,笑容可掬,态度诚恳热情,说起话来像是演讲,眉飞色舞,思维奔逸。她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学生地下党,年轻时上过艺术学校,后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班,当时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哲学和美学。她告诉我说,他们的院长李西安很有远见和魄力,倡导“在古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新学科之间,构筑一个巨大发展空间”的办学方针,支持学校新增设了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艺术管理、艺术心理等几个跨学科专业。白天,和她一起去北医的张鸿懿教授就是国内音乐治疗学的创始者,她俩为了招生已经跑了全国好几所医科大学和医院。她还说,这些专业有的只招本科生,有的只招大专生,只有她申请的艺术心理学专业获得国家批准,可以招硕士生,她和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任专业导师……我向她说了我的顾虑,她安慰我说,她想招的正是我这种既有医学底子,对心理学感兴趣,并有艺术素养的人,只要我能考进去,她会为我安排各种艺术课程,音乐、美术、电影、舞蹈等各个艺术分支都要接触,并说这个专业在国外也是新生事物,她希望能跟未来的学生一起搭建中国的艺术心理学框架……总之,杜老师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告辞的时候已是凌晨,我在黑暗中用力蹬车,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但我心里兴奋不已。

第二天,我跟张鸿懿老师也通了电话,她支持我报艺术心理专业,并用鼓励的语气跟我开玩笑说,若不是她的音乐治疗专业只能招大专班,不然她会跟杜老师抢我的。她也提到了李西安,说李老师会全力支持新学科的发展……当时我并不清楚她就是李老师的夫人。当天下午研究生报名就结束了,我跟温冰一起赶到地质大学的报名点。温冰不仅学过素描和油画,还有一副好嗓子,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许多年后我跟他说,他幸好没有跳槽,不然中国整形外科就缺少了一把“金刀”,现在温冰是北大医院的烧伤科主任。

报名后,我一边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一边恶补艺术课,学五线谱,做节奏训练,突击阅读了一大批心理学和美学专著。1989年2月,“中国院”的专业考场设在恭王府一间昏暗的侧殿里。杜老师特意叫我早去了一会儿,并引见李西安、谢大京这两位正副院长,那是我第一次见李老师。他长发斜分,指间夹着一根还没点的烟卷,穿深蓝色的笔挺西装,白色衬衫,没打领带,戴一副秀郎镜,有一股我在那之前从未直面过的艺术范儿。李老师的嗓音低沉沙哑,声调不高,虽然语速较慢,但也需要专注才能够听清。他说他已经了解了我的情况,期待我能通过考试,“欢迎你来学校帮助建设新学科”,这句原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帮助”这词很让我鼓舞,我当然懂他的寄予,想来我是这个专业设立后的第一批考生。

㊂ 中国院,一段彩虹般的记忆

考试顺利,秋天我接到了录取通知。当时“中国院”已搬到苇子坑的新校址,听学校老师讲,最初讨论方案时,李老师提出前院“蛮荒时代”、中院“高山流水”、东院“竹林深处”的设想,可惜未能实现。李西安夫妇就住在学校对面的丝竹园小区,我常去拜访。

进到“中国院”后,我成了一个挺扎眼的异类,烫爆炸式头,穿时髦的衣裳,校园舞会场场都去,大家说我“比搞艺术的更像搞艺术的”,我不知这话是褒是贬。大家都知道我是学医出身,有个头疼脑热常来找我,我成了“校医室的义务值班员”,但我享受这个“异类”身份。杜老师给我安排的课程很丰富,除了学孟昭兰教授的基础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外,还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教授学习舞台表演心理,跟体院的老师学运动心理,我还去北京艺术研究所上过资华筠的舞蹈动态学课,去电影学院听各种讲座,她本人给我们讲艺术心理。杜老师又请葛德月教授教我钢琴,刘德海先生讲中国音乐美学,知道我爱画画,于是送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跟刘大为先生学过一阵子工笔画。我需要补的基础乐理、视唱练耳课,则是跟张鸿懿老师的弟子们一起上,因此跟音乐治疗班的学生混得很熟,经常一起去张老师家。张老师很热情,经常备好饭菜给我们“打牙祭”,我们则把她家吵得天翻地覆。这种时候,李院长会躲到隔壁的房间忙自己的事,但偶尔也会从厨房端给我们两道小菜,嘘寒问暖。他说话总是嗓音嘶哑,慢条斯理,一副长者关心晚辈的慈祥。

在音乐学院,我交了一堆新朋友,比如杨红、杨曙光、萧梅、姚艺君、赵塔里木、李方元、刘勇、沈诚、吴鹏飞、苗建华等,现在他们都成了中国音乐界的主力。“中国院”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彩虹般的绚烂记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91年秋天,我决定出国闯荡,杜老师虽然不舍,但很理解,也知道我决心已下,很难拦住。启程前的那天下午,我去“中国院”跟李院长夫妇告别。张鸿懿老师说,搞新学科的就需要放宽眼界,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并将几位搞音乐治疗的欧洲专家信息抄在一张纸上,叫我带着,找机会跟他们取得联系,还硬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百美金,叫我一定收下,说这是她跟李老师的心意。李西安老师则意味深长地叮嘱:“既然决定出去闯,那就闯出点眉目再回来……”

本文作者1991年10月15日出国前回中国音乐学院道别

当时,我是乘西伯利亚国际列车去的匈牙利,穿过蒙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共颠簸了一个星期,一路险象环生,一言难尽。说来也巧,同车赴匈的还有“中国院”的项祖华教授和他的弟子李玲玲,他俩去匈牙利参加国际扬琴大会。

人一旦出国,就像泼出去的水,明天的事情难以预料。我来到匈牙利后,过了许多年漂泊的日子,偶然闯入了匈牙利的文学圈,最终走上了文学的路。从2002年翻译诺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作品开始,我一步步将文学翻译当成了主业,并且还穿插写自己的书。2005年,我作为翻译接待了来匈参加“布达佩斯春天艺术节”的新加坡华乐团,令我兴奋的是,团里有好几位乐手都是“中国院”校友,其中有首席二胡李宝顺。我们聊到母校,自然会聊到李西安,他们告诉我李老师始终致力于中国民乐走向世界,他亲自担任他们乐团的艺术顾问。那次,新加坡华乐团在多瑙河边的音乐宫里演奏了谭盾的《火祭》,音乐中我看到李老师瘦削而坚定的身影。虽然他的人生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平坦,但他从未放弃,始终积极地行动,将自己一生的热情和精力都给了中国音乐。

我回国的时候,多次去到李老师家探望,带去我的新书,交流彼此的生活。他俩从来没因我“弃艺从文”感到遗憾,总是安慰我说,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家。的确,无论在写作还是翻译上,我在医学院和音乐学院学到的知识都能派上用场。

2012年作者于端午节看望李西安夫妇,左起:余泽民、李西安、张鸿懿(抱着作者的女儿米拉)、艾丽卡。

张鸿懿老师是前年春天走的,现在李西安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唤醒了我深埋的许多断续的记忆,忽然,我想起当年在“中国院”学钢琴时弹过的一首李老师谱写的、民族风格的练习曲,曲名我忘了,当时用的还是蓝色油印、纸张脆黄的简陋乐谱,但那春风杨柳、行云流水的旋律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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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音乐梦想

李西安如是说

“我在一条漫长的峡谷中久久地徘徊。左面是一座高高的山,右面也是一座高高的山。在迷茫中我失去了路向。

我期待着一棵火炬,照亮我的脚下,引导我走出这大峡谷。

当我们走出这峡谷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中国音乐的世界高峰,就是东方音乐的复兴。而引导我们走出大峡谷的,就是理念的、悟性的火炬。”

“世界上只有播种者最懂得花的芳香和果实的甘美,然而最细心的人也难免在无意中碰掉一朵花蕾或踩折一棵幼芽。园丁们,要小心啊!”( 注:1980年“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中,一位“文革”中自学成才,当时已经以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女孩》、歌剧《花神》等作品红极一时的年轻作曲家黄安伦,因为和声题没做完被抄卷而未录取,引起很多老师的惋惜和不平。李西安得知此事后,在报纸上撰文《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从黄安伦的几首新作谈起》,在评述黄安伦的作品之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学校招生工作中的僵化、保守。)

“建立中国音乐博物馆;恢复中国音乐的历史长廊,收集、挖掘、抢救留存的历代音乐作品,并付诸音响;创办中国民族音乐节;建立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加强国民音乐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教育,使孩子们从小就种下热爱民族音乐的种子……这是关系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也是在我国建树和发展民族音乐学十分重要的基础建设工程,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奋斗……”

“在我国要不要建立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走自己的路。研究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国音乐教育总体结构的改革。

“谭盾就是谭盾!”——李西安与第五代作曲家的不解之缘

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谭盾等众多第五代作曲家踏入大学门槛时起,李西安教授就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全国有4万人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光是上海考区报考作曲专业者就有400多人。当时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李西安和另一位老师被派到上海负责作曲专业的招生工作。两人连续三天夜以继日地阅卷,唯恐错漏了一位人才。原本从上海拟招收谭盾、陈其钢、叶小纲和胡咏言等人,但谁也没想到在录取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插曲。谭盾的专业虽然考得很好,但由于体检前一时疏忽喝了牛奶而导致尿检不合格,因而接到的通知是“不予录取”。李西安深知这个小小的差错完全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他急忙去找学校有关的各个部门说明真实情况。但医务室的一位大夫说:“如果他是陈景润,我就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不是先知但却爱才心切的李西安这样回答他:“谭盾就是谭盾!他考得不错,就应该录取。”经过李西安的不懈努力,同时在校方的支持下,谭盾经再次体检合格后,终于迈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当然,谭盾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是由于他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并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相当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以及独特的思想和突出的创造才能。不过,当年李西安老师的慧眼独具和据理力争,的确给谭盾日后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至少使他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艰难崎岖的弯路。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李西安来到该院作曲系工作,因此并没有亲自教过谭盾和他的同学们。但他一直在关注这些未来的作曲家,他们也经常来找非常信任的李老师倾诉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1986年,李西安开始兼任《人民音乐》杂志的主编。这时恰逢第五代作曲家们学有所成、准备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之时,李西安和《人民音乐》便给予了大力支持,参与主办了其中的多场音乐会。通常,音乐会前由李西安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音乐会后,又在《人民音乐》上以“青年音乐家”的专题形式,为每位作曲家刊发数篇由他人撰写的音乐会评论文章。而考虑到自己地位的特殊性,李西安个人从不轻易对他们的作品说三道四。短短两三年间,李西安主编的《人民音乐》便依次发表了有关叶小纲、陈怡、瞿晓松、陈其钢、许舒亚、郭文景、周龙、何训田和苏聪等人的评论数十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还处于“冰雪初融”的阶段,音乐创作领域对于现代音乐是否应该存在还处于观望甚至争论的时候,李西安和《人民音乐》就已经开始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些崭露头角的作曲家。这不仅需要伯乐的眼力,还需要对新生事物的热爱和准确判断,更需要挑战精神和面对各种困难的勇气。(本文摘自刘涓涓《情系中国新音乐创作——记音乐活动家、评论家李西安》)

来源:北京晚报 李西安资料图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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