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备受争议的《在路上》

中国读者熟悉的2006上海译文版王永年译本

《在路上》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还要从其内容与文风说起。这部小说的叙事一反常态，将迪安与萨尔开车横穿美国大陆的见闻用十分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只是在谈天说地、纵酒狂欢与性滥交中不断享受着青春叛逆的快感，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浓郁的反主流风格。小说的叙述语言支离破碎，大量梦呓般的意识流句式对读者有狂轰滥炸式的刺激感，令人目不暇接，却又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凯鲁亚克这样的写法，并非只是猎奇，而是自身情怀的直接抒发。

虽然凯鲁亚克出身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也有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一流教育背景，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个不愿意服从主流、向往内心自由的人。这种追求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特质是成为诗人必备的素质，但凯鲁亚克的文学野心并非只成为一个普通的诗人，他要向主流文坛及其价值体系发起进攻，在他来看，这正是“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旨趣，应当被文字记录下来。

凯鲁亚克大二时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随后辗转多地，增加见闻，丰富阅历，这也给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1951年4月，凯鲁亚克终于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光时刻，他只用20天就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在路上》的创作，而且与很多老派作家不同，他是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出了整部作品，成为电子写作最早的探索者。不过，这部作品被雪藏几年后才在1957年公开出版。此后，《在路上》多次再版，“在路上”也成为那一代叛逆青年的标签。虽然《在路上》中过于颓废主义的内容被不少人指责为“堕落”，但沉浸在激烈情绪中的反叛青年们并不以为然，他们依然自顾自地按照最原始与纯粹的状态活着，在凯鲁亚克的带动下，很多作家与艺术家也加入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圈子。

如今看来，“垮掉的一代”这个说法更像是圈中人的自嘲，是对以海明威为代表的一战落幕后产生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文化圈子的致敬与反拨。凯鲁亚克在其剧本《垮掉的一代》中，用大量含糊其辞的语句来点燃全书的奇诡气氛。一方面，他看到了叛逆者在传统与惯性思维面前的尴尬身份，另一方面，他毫不在意外界的眼光，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极度癫狂中追求着感官刺激，看起来像是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实并非真的“垮掉”，而是不愿意再服从那个被战争与权术编织的虚妄世界的逻辑规则，他们要发泄着体内的荷尔蒙，要实现彻彻底底的反叛与独立。

相比文本本身，《垮掉的一代》这部作品的名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也得到文坛的关注。这种定义时代核心特征的勇气与热情，往往出现在激情丰沛的作家身上，比如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维·佩列文笔下的“百事一代”。但凯鲁亚克的激情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掀起的澎湃汹涌的热浪几乎要吞噬一切被神圣化与经典化的事物。

凯鲁亚克点中了二战后欧美文化的命门。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现实，以及正在加速形成的美苏冷战格局，那一代年轻人对既有的文化逻辑与社会规则非常反感，他们厌恶一切假大空的说教。相比那些虚伪的高头讲章，他们更愿意一边纵酒狂欢，一边畅谈古今，不论是东方禅宗文化还是西方流行的性开放观念，都能成为“垮掉的一代”热衷的话题，他们几乎不再有任何忌讳，最大的忌讳就是对自己的压抑。个人主义与个性文化的思潮，在此刻发展到了巅峰阶段，它们不仅成为凯鲁亚克扛起的文化旗帜，也成为文化圈内外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后浪”正在不断洗刷着过去陈旧的文化轨迹，“垮掉的一代”属于未来的文化思潮。

现代性催生的“垮掉的一代”

凯鲁亚克（1922—1969）

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登上美国文坛，并迅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

“垮掉的一代”既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反现代性意味。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这种始于工业革命与资本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与分裂，而且这个现代性的过程始终是“未完成式”的。但是，“垮掉的一代”不满足于现代性的现实结果，那些享受着发达资本主义生活的美国年轻人，却追求着精神状态与物质生活的割裂，不希望自己成为物质的俘虏，而是要追求更内在与更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对现实的强烈拒斥感，几乎贯穿了“垮掉的一代”创作与生活的全过程，也因此，即便其中有些人一度在现实中实现了“逆袭”，也终其一生穷困潦倒，这也是其精神状态催生的结果。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格雷戈里·柯尔索。他在进入文坛之前，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他没有受到过任何良好的教育，在多年的底层生活中，酗酒斗殴算是家常便饭，入狱坐牢的事也经历过多次。这样一个几乎被社会抛弃的年轻人，看到凯鲁亚克打出“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旗帜后，竟然激发出高超的诗歌天赋，迅速创作多篇震惊文坛的诗歌，并成为圈子里反抗学院派最激烈的写作者。

可以想象柯尔索看到“垮掉的一代”同仁时欣喜若狂的心情，这其中既有觅得知音的惺惺相惜之感，也有棋逢对手的畅意快感。此后，他创作了不少反抗情绪激烈的诗歌，也一度在大学任教，但最终还是陷入困顿，以至于成为最受争议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有一首《死神的快乐生日》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因此备受争议：“生命，正是生命把匙子插到他们嘴里，乌鸦豺狼鬣狗鹫鹰蛆虫醒来就得吃——往死亡里舀，就像喝汤。”这样爆炸式的重叠印象与末世般的情境，扩展了文学表现内容的范畴，令人不禁惊呼，诗歌创作的边界竟然远远超出此前世人的想象。此诗中文译者赵毅衡先生精通西方文学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征候也有直观的感受，他将柯尔索的诗作译成中文后，也一度引起诗坛的注意。

另一位“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是金斯伯格（又译金斯堡）。国人熟知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他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成为风起云涌的青年反战运动中的弄潮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影响力极大的《嚎叫》一诗。如果给这篇诗歌选一个配图，蒙克的《呐喊》可能是最合适的，在夸张变形的血色天空下，被扭曲的人体与灵魂发出了惊骇的呼喊，这是冷战期间欧美文化中常见的文化元素。面对世界核大战的阴云，以及纸醉金迷的物欲社会，年轻一代无力改变现实，转而撕扯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在反抗的声浪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嚎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诞生的惊世之作，并与《在路上》《垮掉的一代》等作品相似，一经发表就引起外界强烈关注。

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是罕见的由超长句子组成的诗歌，这既是繁复叠加的意象的组合，也是意识流在诗歌结构中的体现。例如像“他们鞋子里渗透鲜血彻夜行走在积雪的船坞等待那条东方河流打开屋门通往一间贮满蒸气热和鸦片的房间”，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批评者认为这破坏了文学的基本元素，甚至连基本的标点都没有，但“垮掉的一代”同道中人阅读《嚎叫》如同经历了一次“颅内高潮”，获得的身心快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当然，作为后世的观察者，当这种激烈狂热的情绪冷却下来后，我们不能只看到诗作对荷尔蒙的强烈刺激，还要看到它对传统诗歌方式的反叛与创新，这也是其文学的价值所在。

告别癫狂后的回声

1975年，金斯伯格（右）与鲍勃·迪伦在凯鲁亚克墓前。

对“垮掉的一代”而言，生命的能量一方面体现在大量荷尔蒙的释放，另一方面也是不拘于传统的始终“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但是，青春终有落幕时，很少有人能保持终生的反叛者的姿态，即便自己的精神上还保持着高昂与激情状态，但步入中老年后，也难免感到力不从心，这是生理特质决定的必然趋势。当“垮掉的一代”逐渐老去后，那些不羁的心灵之火也相继熄灭，只有个别人还在挥洒着为数不多的激情。对多数已经告别反抗与癫狂状态的人而言，曾经的青春激流与狂飙突进的岁月，如同照应现实的一面明镜，让思考更加审慎的人们深感冷寂，这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永恒的寂寞。

从代际上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垮掉的一代”逐渐被更具现实感的年轻一代取代，但他们反叛传统与崇尚自由的精神状态，却被历代青年所追捧。“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不仅影响着文坛的创作，也让大量文艺青年沉浸其中，尤其是反传统的姿态，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尽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术期刊上就零星出现过对“垮掉的一代”的简单介绍，但在文化封闭的环境里，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在政治立场上的“大批判”式的内容。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相关内容曾出现在“黄皮书”的小圈子里，一些有前瞻意识的读者有幸了解到欧美文学的真实状况，但“垮掉的一代”真正再次公开登上国内的文学研究刊物，则与八九十年代赵一凡、赵毅衡等学者的译介与推广有关。从文学创作领域来看，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现代派文学”也受到“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小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于今来看，当今美国文坛早就告别了“垮掉的一代”的癫狂状态，冷静反观现实的风气愈发浓烈。但这些作品及其思想旨趣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它们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文坛内外，凯鲁亚克、柯尔索、金斯伯格等人留下的作品，成为一代代热血青年“在路上”的精神风向标。

（原标题：一代青年的精神风向标：凯鲁亚克与“垮掉的一代”）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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