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美联社

说起来，黑人被警察杀害在美国并不鲜见。

2014年，密苏里州年仅18岁的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察枪杀；2015年，明尼苏达州的非洲裔男子贾马尔·克拉克在已被制服的情况下遭警察击毙；2016年，俄克拉荷马州的非洲裔男子克拉彻在高举双手背向警察的情况下遭到白人警察射杀。

“我有一个梦想，这个国家有一天能奋起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坚信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马丁·路德·金的族群平等梦想在他为黑人权利献身62年后，依然没有实现。

种族主义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从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时期开始，所谓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就在教育、移民和投票权等方面享受一系列特权。种族主义经历黑人平权运动后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受到谴责，但依然广泛活跃在社会经济层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并没有让种族主义销声匿迹，反倒是白人至上主义开始风靡。在这种社会思潮下，美国以非洲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和执法领域受到系统性歧视。

例如，在2018年的7036起单一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其中有高达46.9%针对非洲裔。同样地，在执法过程中非洲裔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弗洛伊德事件绝非是孤例个案，它背后有广泛深刻的社会背景。

可悲哀的是，对暴力执法的抗议，却又走上了暴力之路。如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揭示的那样，暴力一经采用便具有无限升级的最大化倾向。

民众的初衷是悼念死者和表达对警方暴力执法及种族主义倾向的不满，但在打、砸、抢的过程中则逐渐演变为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手段压倒目的，为了暴力而暴力，加剧的只会是社会的撕裂。

暴力执法，以及之后的纵火、枪击、仇恨言论和大规模逮捕，这次全美震荡好似一曲美式民主悲歌。

死者已矣，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应当以和平手段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对政府改革的期望；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在维护社会秩序、疏解社会矛盾的同时，对执法系统开展结构性改革，加强问责和监督机制建设。

可现实是，他们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部分不理智的民众以暴力抗争的形式表达不满，美国政府则一味强力打压，领导人甚至还屡屡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了政府与社会剧烈对抗的局面。

如果自由等于任性使气，民主就是肆意妄为，那么社会每经历一次危机就会加深一次分裂与破坏。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评论员：崔屹鸣，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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