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钩

展出中的宋仁宗后坐像/新华社资料图 金良快 摄

宋太宗确立了皇帝每日御前殿听政的日朝制度；宋真宗晚年，由于身体多病，经常不豫，遂改“日朝”为“只日朝”，逢单日临朝听政，双日则在禁中休息，坐朝的地点也从前殿改为后殿；宋仁宗继位后，延续了真宗晚年的单日视朝做法视朝地点为前殿。

皇帝未成年，视朝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但这个形式也让仁宗苦不堪言，因为早朝的时间很早，天未大亮就得坐殿，而仁宗年幼，常常难以早起。一日，刘太后给中书门下发了一道手书，称“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不如将早朝的地点改在太后与皇帝起居的后殿。

刘太后这么提议，也许确实是不忍心看小皇帝早起，但隐秘的用意，恐怕是想将君臣议政的场所从前殿搬到后殿，方便她“独受群臣朝”。宰执大臣不是傻瓜，当然也看得出太后的用心，但他们不敢作出裁断。当时丁谓请了病假，未在中书上班，次相冯拯便把皮球踢给丁谓，回复太后：“乞候丁谓出厅商议。”

几天后，丁谓回中书上班，听了同僚的汇报，马上回奏太后：“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臣等只知道皇帝受先帝遗命登大位，御殿听政，如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毫不客气地将刘太后的提议反驳回去。

丁谓还责备冯拯等人：“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这件事，各位当时自当反驳，却明哲保身，非要等我回来上班再说。）”冯拯背后却跟同僚说：“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王）莽、（董）卓，乃真宰存心也。（他想要当周公，却要我等当王莽、董卓。这就是丁相的用心了。）”

平心而论，这件事丁谓倒做对了，反而是冯拯等人耍了滑头，将烫手的芋头扔给丁谓。只是，丁谓反对刘太后“移大政于他处”，也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把持朝政。显然，操控未成年的宋仁宗要比操控精明的刘太后容易得多。但他自恃位高权重，忤逆了刘太后，与太后的同盟关系难免出现了裂痕。

转眼到了乾兴元年夏，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管勾山陵事务的内侍雷允恭被揭发：擅移大行皇帝山陵皇堂（墓室）。

朝野震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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