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的不幸重压下，林奕含写下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小女孩房思琪“爱上了”侵犯她的成年人。能读出文字中痛苦的读者都明白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思琪和林奕含在极度痛苦之下服的“安慰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清醒的她们终将迎来精神深处爆发的海啸。《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特别之处，及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的这种极度贴近，以贴近受侵害者的视角，像一把手术刀，对受害者复杂的心理做了全须全尾的解剖，苦痛与勇气之深令人战栗。其中，有愤慨，有控诉，有自嘲，也有无尽的懊悔。

回到那个饭桌上，房思琪用貌似平静的语气对母亲说出的话，明明是渴望“救赎”的挣扎——母亲漫不经心地回答最终掐灭了这一丝希望。阅至结局，回看这个故事，再对比如今眼前真实发生的种种残酷事件，总忍不住想：如果家庭和社会没有“旷课”，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儿童和青少年需不需要性教育？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只不过，在相对保守的社会风气下，此种特殊却关键的教育却常被视为是一个禁忌。比如说，青少年性教育的读物《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初版问世之时甚至曾被查封。十余年过去了，书中内容依然未显过时。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真实记录下了作者与二十位中学生的访谈对话——未经加工的事实和话语虽青涩粗粝，却也有不同于文学虚构的另一重力量：真实。它让我们看到教育为什么迫切且必要，因为“旷课”带来的“性隐患”随时都在真实地上演，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谈及此话题时，作家毕淑敏用四个字“滴血之感”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这的确不是可以带着戏谑语气提到的“残酷青春”，一桩桩裸露的伤痛不断提醒着人们，必须正视：青少年的书包中不只有书本，还可能藏着鲜艳带刺的“玫瑰”。

全书虽然几乎由访谈对话构成，在访谈后附有知识的普及和理性的引导，在结构的选择上却也可见编者的设计：多次将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并置，不同视角下的爱与性的差异清晰地坦露在读者眼前。对于它们，男孩与女孩的感受、期待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男孩，都不知道那些发生在女孩身上更复杂的感受和伤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一方面固然与个体的差异有关，但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伤害更是通过社会共同完成的，其中就包括了正确性教育的缺席。

几乎所有的受访人，在面对“你怎么看中国的性教育”这个问题时，都表达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还远远不够”的态度。一个女孩在访谈中说，希望这件事不应该被讲得“理想化”，甚至还可以被言说得“危言耸听”一些，让青少年清醒地知道可能承担的后果是什么。她的话不难理解：成年人有时会出于保护孩子“天真”的心理，避免告诉孩子关于身体的真相。这样的做法却忽视了，知识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在专家分析的部分，作者介绍了美国性健康教育专家麦格·黑克林的看法，“为什么性骚扰者总会选择一个完全无知的人作为目标？正是因为无知，他不会告诉别人。父母在这个话题上保持沉默，会让孩子认为这是一个禁忌。一个无知、未受过性教育的孩子是不安全的。”房思琪式的悲剧，始于无知。

不过，知识并不是教育的目的与终点，孙云晓在书中也写道，“性教育固然需要知识，需要方法，但首先需要一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认真的而非游戏的；尊重的而非忽视的；负责任的而非敷衍的；友善的而非冷漠的。在房思琪的故事里，思琪并非没有给予父母沟通和帮助的机会，只是他们的态度令她望而却步。悲剧其实可以有另一个结局。

日本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表示：性的隐私化，也是性的特权化，它处在拒绝公共领域进入的私人领域，进而成为了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所以，谈论、言说本身也是一种对“黑箱”的突围。曾有一位读高一的女孩给《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作者来信说道，因受书中坦荡的交谈氛围影响，她和自己的同学也不再以谈论此话题为羞耻，还成立了一个不惮在阳光下展开讨论的“玫瑰协会”。我相信，这也正是《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意义所在：秉科学的态度与生命对话，把一个禁忌谈成一个话题。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彦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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