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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也延期!宋仁宗曾专门为苏轼苏辙推迟科举考试?

2020-04-08 14:27 北京晚报 TF021

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也发文称,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情况尽快提出意见。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虽然有过时间调整,但是鲜有延期。

作者:李楚翘


《南闱放榜》图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故。

宋仁宗为二苏推迟“高考”?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够“兵强”,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语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因此,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面子,也给新人机会,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

多年之后,已成一代宗师的苏轼在与自己的学生聊天时,提起这桩往事,依然口称韩琦之贤:在苏辙养病期间,韩琦还多次派人上门探望,直到确认小苏身体无恙,能够集中精力应考发挥之后,才和皇帝商量重开考场。但苏轼并不认为这是韩大人对他们兄弟徇私关照,因为自此之后,宋朝例行的制科考试统一推迟到了九月,避开了易生疾病的暑天,使得考生们能够在凉爽时节健康应试。可见朝廷做出一项制度性决策有多方面的考虑,苏辙的一场病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枚拼图而已。

不过,苏轼说韩琦于他兄弟二人并无私情,这可未必准确。早在四年前,兄弟俩随父入京之时,年仅19岁的苏辙就曾作《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表达对韩琦的敬仰之意。韩琦本人也是少年得志的才子,20岁即以榜眼之位开启仕途,在朝中一向敢言。胆识兼备的小苏仿佛让韩琦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而苏氏兄弟在作品中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与当时北宋文坛的诗文革新运动不谋而合。在这次制科考试前,韩琦就曾和门客表示:“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出去,果然有不少考生忌惮与苏家兄弟同榜竞考,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韩琦一句话,替大小苏吓跑了不少竞争对手,又一句话,替他们争取到了延迟考试的恩荣,可谓兄弟俩的贵人了。但国家的考试制度,真能凭几句话就改变吗?

其实,北宋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三年一考,有解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即为进士及第。制科又称御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规格考试,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考期则根据国家的人才缺口而定,有时一年,有时“权停”,相对于常科,制科有一定自由性,参考人数也远比常科要少。这次为苏辙延期的考试正是制科,影响范围较小,因此情理能容。二苏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也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吏部派发的官职让兄弟俩不太满意,因此又报名参加制科,希望在御试中获得佳绩。

二苏成绩不同 苏辙后来居上

那么,在这次颇为曲折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绩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经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天子,接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兄弟二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苏轼的发挥非常稳定,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等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此三等实际相当于最高等),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有苏轼和前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

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恩典,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抨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

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闻之道路”,也就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张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认为他答非所问,且听信谣言,援引历代昏君来比喻今上,实在有累盛德。

幸好,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绩一锤定音。最终,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获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苏辙官至尚书右丞(按宋制,该职务有宰相权力),成为宋哲宗的宰相。苏轼的仕途不如弟弟顺利,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一切,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迟的制科密不可分。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气改变了这场考试,还是这场考试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

方便天子,苦了举子

科举一制,从隋至清,历朝规则不甚相同,但大体遵循三年一科、三级考试的制度,时间节奏也差不多——头年秋八月由各地方府学举行初试(唐宋称解试,明清称乡试,也叫秋闱),次年春正月或二月由尚书省举行礼部试(唐宋称省试,明清称会试,也叫春闱),接着是天子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级别越高,牵涉的部门越重要,日期变动也越频繁。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833)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才开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间。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栋梁们。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幸运,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科考停摆的决定就是不可挽回的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6),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因为“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发出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已经陆续启程抵京,走到半路听说来年春闱取消,只好悻悻返乡。

这次停考对举子们的士气打击不小。《太平广记》的“贡举”篇中,记载了一位卢姓士子的牢骚。他来自偏远州府,一路紧赶慢赶到了长安附近,却接到停考的诏令,无奈之下作了一首《东归诗》自嘲:“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意思是说,离开家乡进京时,本期待春闱折桂,谁知考试因兵乱取消,只好在寒冬腊月就打道回府,家乡父老都要笑话我。

不过,即使是太平时节,科举延期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尤其是需要最高统治中枢亲自主持的殿试,经常要让位于国家军政、祭祀、丧葬等大事。在讲究“君为天下纲”的礼法社会中,国家大事通常等同于皇帝的个人行程,一些原因在今人看来啼笑皆非。

图为《明代状元图考》中关于焦竑的记载。图中所示意为焦竑在高中之前即有才名,为世人所重

对此,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的应届举子们深有体会。按照明中期的考规,二月会试完毕,三月殿试开考,但贪玩的正德皇帝从前一年夏天就开启了南巡之旅,如今正在扬州温柔乡中乐不思归,哪里顾得上京城里候旨的举子们?待到圣驾回銮,已是次年正月,伸长脖子盼望经年的考生们却只等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消息——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驾崩,国葬期间万事俱休,何况区区科举乎?于是,他们一直苦等到嘉靖帝即位后,才踏着五月的槐花走进了这届延迟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殿试考场。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间,曾两次因为“日有食之”而推迟殿试半月——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顺七年(1464),则因考场失火焚毁,会试延迟了半年多,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1589)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失火而延考的情况,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祖宗家法,改期不易

突发的天灾人祸会干扰某一届科考的时间安排,但在一个制度周期内,统治者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主动更改试期,优化考试的节奏,以达成更高的取士效率。一朝百年之中,考期几变是常有的事。听上去并不难,改起来却挺麻烦。

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老大难,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迁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间而头疼: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但路途远近有别,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

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距离,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宋朝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记载:“祖宗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远地区比国家规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京,用时间换空间。这倒是很人性化,但容易被钻空子。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代,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经常闹出官司。

于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统一全国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作出明确规定,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圣人做事”。既然秋闱日期统一,那么只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以照顾偏远地区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试推迟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一直延续此一日期,是件顺应人心的举措。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情况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明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场,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长篇大论,而考官却还是明初规定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甄别选拔。于是,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间,彻底改变了祖宗法制。

但其实,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迟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时,发现有考生作弊,于是以“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带小抄的机会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出身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你做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么答卷,要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于是“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到了天启年间,又有大臣张凤翼著《会试移期议》一篇,旧事重提:“谓会试期,太祖定于二月,盖谓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从国都迁徙导致气温变化的角度,建议推迟会试日期,并一连列举了“誊录无呵冻之苦”“归家无闸河舟运之阻”等五大好处,但也未能得到响应。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1744),经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因为“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可见,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实施上需要时间而已。

 

(原标题:古代“高考”也延期)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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