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交道口北锣鼓巷六十三号仇焕香先生启”，因为写信，这地址记得很清。我也登过门，进锣鼓巷南口不远，路东一小门，门前有几级台阶。进门是一狭长小院，仇先生就在一排北房里见我，是不是还有后院我没注意。

看门牌已不是“北锣鼓巷六十三号”，而是七十二号；看台阶我认出这是仇先生家的旧时门墙。

仇先生家在顺义，有房子有地。所以他能上北京大学，直到毕业，到汇文中学教书。一九四五年秋我进汇文念初一，教室在西楼北头的半地下室里，听他挥洒自如地讲国文课。他不是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讲什么“段落大意”，而是从课文放射开去，讲社会，讲历史，讲作者，使我们豁然开朗，大开眼界，也懂得了领略文学描写的细微妙处。自然有不少在当时或今天教学中都会认为出格之处，比方讲鲁迅的《雪》中说南方的雪“如处子的皮肤”，他就以“豆腐脑”和“老豆腐”分别比拟南方和北方的女性；又从中国古典审美推崇“樱桃小口”说到好莱坞欣赏大嘴的女明星……仇先生把我们当作他的同辈似的。有时还说起一些跟课文无关的话题，无论关于时事，关于个人，都让我们格外感到他对学生平等相待，不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子。循规蹈矩的课堂秩序中来的孩子，欣喜于他的亲切，可以亲近，不像一开始见他戴着墨镜，看不到眼神，神秘莫测，心存几分畏惧；他看出大家的疑虑，主动说明有只眼睛怕光，所以戴眼镜，就使得师生距离拉近了。

但第一次作文卷子发下来，却给我一个下马威。仇先生在后面以极俊逸的书法批道：“……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是从何处抄来？”

下课时我走上讲台，对他解释，我就是自己写的，没有抄袭。他没说什么，心里总是不信吧。第二次作文，他大概留意我当堂作业，相信我自出机杼。由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一九四五年，我十二三岁，他二十七八岁，加起来一共四十岁，九十年代我到西郊双榆树南里访他，我们两人的年龄相加就是一百四十岁了。

一九四六年初寒假前，仇先生拿给我一本油印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而寒假后他离开了汇文中学。这样，为了还书，我到他家去，师母王书珍在市立二中教国文，也是仇先生的北大同学。我住东南城，他住北城，相距较远，一两年间也常写信给他，他见信必复。我一度学他的字体，但总也学不像。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守军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城头易帜。有一天仇先生忽然远路迢迢骑车到我家，他说猜我准备“参加革命”了，我说正是，早就不想再留在学校读书，有些同学已经到基层工作，分到区委和派出所；组织上号召我们投考华大、革大，准备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仇先生一反平时对我都是鼓励的口气，说，我看你还是继续上学的好。你不是立志学文学吗，那还是要多读书，打好基础。又说，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理论家刘少奇，最近写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批判铁托。参加到里面去，文学的事业就做不成了。我答应再想一想，他大概看出他的意见我没听进去，又匆匆骑车走了。

我在关键时刻，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上，没有听他的话。但许多年后回顾，即使一时听了他的话，我也不大可能像他设想的那样踏实读书，做成“文学的事业”。形势比人强，何况我的性格绝不是特立独行，能够卓然而立的。

仇先生去世后，我去看望师母。她拿出一个双安商场手提袋，里面装着两瓶酒，说：“他临去医院以前，还嘱咐说，这两瓶酒给你留着。他不能喝了，知道你还能喝一点。”我道谢接过来。

想找些话安慰一下老人，说起当年我到北锣鼓巷，还吃过您包的鸡蛋韭菜馅饺子呢。师母说：是吗？她已经忘记了。

我还记得，半个多世纪前仇先生风姿倜傥，音容宛在。历览沧桑后，愿您安息。（摘自邵燕祥《胡同里的江湖》一书）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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