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出云大社的复原模型

用古汉语写成的日本“史记”

《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官修史书，相当于是日本的“史记”。此书于七世纪末期开始编纂，到公元720年成书，一共三十卷，用编年体记录了日本的神话和历史。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全书是用中文古汉语写成的。《日本书纪》记载了日本政权的来源，那是第二卷里的一个神话故事：天照大神想派自己的孙子去统治大地，于是就派人去说服大地的统治者“大己贵神（也叫大国主神）”退位。大己贵神同意了，说：“吾所治显露事者，皇孙当治，吾将退治幽事。”意思是政治权力可以让出，自己掌管祭祀宗教就好了。于是日本的统治者换人，一直传承下来，就是现在的日本皇室，而大己贵神所在的“出云”则成了一个祭祀和宗教的中心。

出云位于日本岛根县，位置比较偏远，日本很多神话故事的背景都在那里，到现在日本人管每年十月叫“神无月”，因为全日本的神灵要去出云开会一个月，所以出云地区的十月叫“神有月”。以前日本学界不知道为什么出云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如此重要，1980年以后，出云地区连续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数量和质量都是同期日本第一，还有巨大的四角突出型古坟，规模也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现在基本确认，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3世纪中期，也就是日本的弥生时代，出云在日本有很特殊的地位，有可能就是政治文化中心。

从公元3世纪中期到公元592年，是日本的“古坟时代”，政治中心明显转移到了大和地区（今奈良县东南部樱井市一带）。在古坟时代，日本开始了自身文明化的进程，向中国派出使者，积极引进先进文化。从弥生时代是怎样进入古坟时代的，当时的真实历史已经无从得知了，而《日本书纪》里的让国神话很可能是当时事件的一种神话性描述。

出云的统治者丧失了权力，政治中心迁到了大和地区，然后大和政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出云依然保留宗教中心的地位。出云最大的神社叫“出云大社”，供奉大己贵神。2000年，考古学家在出云大社发现了古代神社的柱子底部，是用三根直径约1.35米的柳杉木绑在一起当一根柱子，十分粗壮。根据历史记载和实物发掘，古代出云大社高约48米，殿前有一个109米长的引桥，可谓壮观之极。这次特展展出了古代木柱和十比一的复原模型，巨大的模型占了半个展厅，引人注目。

“日本”和“大和”这两个词，其实都是中文，分别是7世纪晚期和8世纪中期被日本使用的。古代日本自称Yamato，有读音而无文字，中国人称之为“倭国”或者音译为“邪马台国”。公元238年，司马懿远征辽东，收复了辽宁和朝鲜半岛北部。战事平息后的239年（景初三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臣难升米到魏国朝贡，当时小皇帝曹芳年幼，管理外国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司马懿代表皇帝，赐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的金印和铜镜等众多宝物。由于妥当处理了倭国纳贡，皇帝下旨表彰司马懿，为他增加了封邑。

当时下赐给日本的铜镜，现在还能看到。特展上有一面出云附近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上面写着“景初三年”的年号，就是魏国的赐物。日本出土中国三国时期的铜镜很多，比如，有奈良的黑冢古坟一次性出土了三十多面。这些铜镜的边缘切面都是三角形，所以叫三角缘神兽镜。三角缘铜镜以前在中国没有发现，很多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日本自己制作的铜镜，和中国无关。不过近年来中国也零星发现了三角缘的汉魏铜镜，日本的研究人员则对三角缘神兽镜做了金属成分分析，发现其含有的微量元素和中国古代铜镜基本一致，说明是用中国的铜矿铸造的，确定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能是因为流行时间短暂，所以在中国留下的反而不如日本多。

东晋宝剑和鲜卑样式马鞍

除了三角缘神兽镜之外，特展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文物是“七支刀”。这是一把宝剑，全长约75厘米，左右各有三个分叉，根本无法放进一个鞘里。七支刀是奈良县石上神宫自古供奉的宝剑，剑身正反面均有精美的错金铭文。随着漫长年代的积淀，铭文被厚厚的锈迹覆盖，以至于人们逐渐淡忘了宝刀背后的历史。直到近代明治年间，神宫宫司菅政友察觉到锈迹下可能隐藏着文字，经过前后两次的研磨，终于发现了沉睡千年之久的古老铭文。七支刀两面共镶嵌金铭文61字，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和研磨技术的不成熟，铭文残缺严重。正面的铭文记载了七支刀为“泰（？）四年”制造，有人认为是西晋泰始四年（268年），有人认为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年），还有人认为是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总之是这三个年代中的一个，现在日本学者更多倾向于太和四年。背面的铭文记载了这把刀是百济王（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国家，660年唐朝联合新罗击败百济）赠送给倭王的国礼，这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五十二年的条目里有记载：“秋九月丁卯朔丙子，久氐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支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

这把七支刀虽然是百济赠送给倭国的国礼，但是百济自古用的都是干支纪年，日本也是用干支纪年，没有理由在两国间的国礼上写中国年号。而且七支刀正面的铭文和中国汉代以来的刀剑铭文格式完全一致，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这把七支刀是在中国铸造的，百济人得到以后认为“先世以来未有此刀”，十分珍重，于是在背面加刻铭文后送给倭王。也有人认为是百济按照中国七支刀的样子重新做了一个复制品送给日本。无论如何，这把形态神奇的七支刀保留了中国东晋南朝时代的样貌，很可能和当时的道教信仰有关，是中国艺术史记载上缺失的一环。

日本古坟时代和中国的联系，比历史记录的要更加深入和频繁。特展上展示了许多大和地区的古坟出土物，有些精品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1985年，日本发掘了从未被盗的藤之木古坟，墓主人是587年6月被暗杀的两名王子。出土物极其丰富，有刀剑、马具、服饰等，总数超过一万两千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镀金铜马鞍，上面雕满了花纹，有凤凰、龙、鬼面、怪鱼、狮子、大象等，华丽得令人惊叹，是日本国宝级文物。如此精致的马鞍，在东亚考古史上独一无二，它的风格不是日本或者朝鲜的，而是中国的鲜卑样式。辽宁省朝阳市曾经出土过十六国时期北燕的马鞍，与藤之木古坟的马鞍非常相近，两者应该是同一文化的产物。我推测，藤之木古坟的马鞍应该来自六世纪的中国北朝，所以充满了浓郁的鲜卑元素，流入日本后成了王族的宝物。

藤之木古坟出土的北朝风格马鞍残件

《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当时是日本的奈良时代。那时的日本和中国联系非常紧密，中国的文化和信仰大量输入，塑造了日本的国家形态。佛教尤其影响巨大，佛寺甚至承担了以前古坟的部分宗教职能。中国式的朝廷，加上佛教信仰，再保留一些原始宗教，这就是古代日本的国家特点。

奈良时代留下了众多木雕佛像，其样式基本是从中国传入的，而中国几乎没有留下几件同时期的唐代木雕，所以日本的木雕佛像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这次特展展出了两件来自唐招提寺的天王像，都是用日本榧木（一种红豆杉）雕刻而成的，用混了织物的漆塑造细部。雕像的衣袖和胸带的样式，在日本以前的佛像中从未见过，被认为是唐朝时期扬州出产的佛像风格。鉴真和尚从扬州东渡日本，建立唐招提寺，随行的有一些工匠，把当时中国江南的工艺带到了日本。现在扬州已经找不到唐代木雕佛像了，唐招提寺的作品正好可以弥补艺术史记载上的缺失。

“出云与大和”特展虽然是介绍日本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由来，但是无论策展的清晰历史脉络，还是文物中众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珍品，都使得这个特展值得参观和学习。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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