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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刘邦学习,1963年1月,毛泽东为何将此书“送各同志一阅”?

2020-02-23 08:25 北京日报 TF017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他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

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其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机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集中讲得少,民主讲得多。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机构。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

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党委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页。)

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

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

1960年12月,毛泽东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历史故事加以阐发。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5页。)

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自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镜,迟早会犯错误。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

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

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页。)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

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

在1959年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赞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他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

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谈从历史文化中学习工作方法二十则》,《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其实,做领导的人都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之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1442页。)

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本文发表于2016年3月14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张太原

流程编辑:TF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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