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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没兴趣,严修把家塾办成了著名大学

2019-12-04 12:30 北京晚报 TF010

今年是南开大学成立100周年,也是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在南开系列学校背后,能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身影:那就是有着“南开校父”之称的严修。严修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局”,其人生轨迹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是清朝翰林,却钟情于新式教育,开创了民办新式学堂的先河,并与张伯苓一同创办了南开大学。

作者:李娟娟


严修还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和儿童教育的先行者。1902年冬天,他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严修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严修不仅在治学上贡献卓越,治家同样颇有成就,为子女制定了家训,并积极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

担任贵州学政推进新式教育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严氏家族祖籍为浙江慈溪,十七世纪中期,其七世祖经商迁至天津,从此,以盐商为家业的严氏家族定居天津。严修的父亲严克宽曾任天津长芦盐场的总纲,家境殷实。

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严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在那里。直到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在天津长大的严修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6岁即入塾,7岁习字,8岁作试律,12岁开始参加八股科考,18岁应院试,补廪膳生。严修读书努力刻苦,求学和仕进之路也很顺畅。1882年,22岁的严修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严修

值得一提的是,严修在考进士时,认识了同来参加考试的徐世昌,两人趣味相投,再加上后来两人同时中举,关系更进一步。后来,他还通过好友徐世昌认识了袁世凯。虽然很早就中了进士,但在任翰林编修期间(1886-1894)并不得志。究其原因,是崇尚实学的他与当时的官场、学坛有些格格不入。

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任职的近4年间,他积极推进现代教育,这是他将自己办学理想付诸实践的开端。在贵州时,严修力主教育变革。因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严修既熟读诗书,又较早接触西学,从十几岁起就阅读了不少算学、格致书籍,到贵州后他继续收集西学目录,购阅了《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籍,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贵州学子,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

随着他在贵州施行教育改革的深入,严修心中酝酿出改革科举的想法。1897年,严修大胆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其核心思想是在暂时不废科举的情况下,另开特科招纳人才,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修的这个建议,是对中国自隋朝即实行的科举制度的最大挑战。严修的观点与维新变法的思想比较一致,因此后来梁启超直言,此举为“戊戌维新之起点”。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自然不高兴。严修的老师徐桐震怒,吩咐门房说:“严修非吾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1898年1月7日,严修由贵阳启程返京。贵阳士子依依不舍,欢送他的队伍相接数十余里。有意思的是,在严修回京的路上,光绪皇帝准开经济特科。

严修回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由黔入湘,然后至汉口乘江轮到上海,再换海轮回天津,最后从天津回北京。在回天津的轮船上,严修见“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他推窗问是谁,那人竟然是康广仁。原来,康广仁陪生病的梁启超去北京。严修就这样与梁启超相识。两人相谈甚欢,康广仁不得不提醒梁启超:“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

回到北京,严修觐见光绪皇帝,拜见李鸿章,又在一次聚会中与康有为“畅谈许久”。

不久,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戊戌变法”。不过,变法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匆匆结束,同很多变法措施一样,严修提出的经济特科还未真正发挥作用,就被废止。此后,严修也被免官回到天津。

新式家塾诞生南开中学

尽管仕途受挫,但严修并不在意,他反而更加坚定了投身新式教育的决心。1898年底,严修以天津严氏家馆为基础,招收亲友及严家子弟,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授课,开始试办新学,即为“严氏家塾”。两人一拍即可,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他们也没有想到,这座明显带着实验性质的新式家塾,会成为教育史上一个新里程的开端。

张伯苓(1876-1951)也是天津人,比严修小16岁。张伯苓成没有走科举之路,十几岁时,便考进了北洋水师学堂。就在完成学习,并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期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海战的失利,再加上1897年,因目睹晚晴和英国交接威海卫的仪式中丧权辱国的场面,张伯苓心灰意冷。张伯苓认为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便另觅他途。此时,新的教育在中国风起云涌,“教育救国”成了他的理想。恰好此时严修正在为他的家塾聘请老师,经过友人推荐,张伯苓来到了严修家塾。两人迅速成为兴学道路上的亲密战友。

▌严修(左)和张伯苓(右)

严氏家塾除了教授传统的经史文学之外,还有英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及体操等课程。张伯苓负责整个西学。没过多久,天津另一位盐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教其子弟,取名为“王馆”。当时,张伯苓手下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还给学生们加了一门体育课。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放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练跳高;让同学们互相弯腰练习跳马;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骑自行车……

因为这些颇具开创意义的尝试,1904年,严修被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命为掌管全省教育的直隶学校督办。在职期间,严修和张伯苓再次去日本考察(此前严修曾自费前往日本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严修意识到中学的重要性:“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从日本回来后,严修和张伯苓将严氏学馆和王氏学馆合并,改名“敬业中学堂”,地点仍在严家偏院,这也被看作南开中学创办之始。

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校长),严修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并经常为学生批改作业。此后得天津士绅郑菊如的帮助,他将天津城西南的一片开洼地带,捐给敬业中学堂作为新学校的校址。1907年秋,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为那里有“南开洼”之称,新学校就被称为南开中学堂,也称南开学校。

开办第一所私立幼儿园

为了办好教育,严修多次东渡日本,学习他们的教育理念。1902年,严修第一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教育改革之初,是先设小学,再立幼稚园,然后再开办女学校。回国后,严修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乡绅,创办了天津第一所正规小学,即天津民立一小。1903年,严修率先联合天津士绅创设天津民力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堂。这两所小学堂的开办,不仅震动天津,更带动了天津的教育。

在开办第一所小学的同时,1902年,严修还开办天津第一所女塾——严氏女塾,1905年严氏女塾改称女学。同年10月,严修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里开设了“保姆讲习所”和严氏蒙养园。保姆讲习所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而严氏蒙养园也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严修教育理念之先进,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天津严氏女子小学附设蒙养园保姆及幼稚生合影。

还要提上一笔的是,提倡新式教育的严修,不仅把自己的孙辈孩子送进严氏蒙养园学习,还让他留日归来的女儿严智蠲(juān)为保姆讲习所讲课的大野铃子担任翻译,严修留学日本归来的大儿子严智崇(曾为袁世凯之子日文教师)则为蒙养园翻译引进了日本幼儿教学教材。

这期间,严修还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兴办或是协助兴办了民立、官立小学20余所,此外还兴办师范学堂、工艺学堂等。严修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天津的发展。

呕心沥血创办南开大学

在严修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中,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他与张伯苓共同创办的南开大学。

严修和张伯苓此前创办的南开学校发展迅速,到1916年前后,在校中学学生达千人之多,无论是学生规模,还是学校声誉,均为“私立办学之楷模”。严修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大胆开办高等师范班,这是他们创办大学的最初尝试。不过,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

严修与张伯苓的大学之梦没有破灭。此后,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严修也于1918年赴美参观考察。他走访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大学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1918年,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左为张伯苓,右为范静生。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正式决定创办一所大学。1919年的春节刚过,花甲之年的严修和他的“战友”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奔波。他们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宜;他们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等人,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他们还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人,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他们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等军阀协助办学。

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坐过不少冷板凳,也挨过不少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坚持了下来。张伯苓曾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他们的感召下,他们先后接受了几笔较大的社会捐款。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9月顺利招来第一批新生,南开大学正式诞生。在第一批新生中就有周恩来。

大学创办后,严修身体力行,不惜以个人财力、物力支持学校发展。1919年,严修为南开大学捐赠购书款两千美元及30余类中文书籍数百册;1922年,他将5亩多良田捐出;1924年,严修又将《二十四史》、《九通》等几十种古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1928年,在严修和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学校形成了包括大、中、女、小四部在内的完整体系。就在独具特色的“南开”全部建成的第二年,即1929年3月,严修溘然长逝。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的张伯苓,对旅美校友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从此,“南开校父”便成了严修的专有称谓。

▌如今的南开大学

严以律己 治家有道

严修崇尚新式教育,不仅开办了多所新式学堂,为当时的教育带来了很多革新思想,同样,严修对自己家庭的管理以及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为严家定下八条家规:“一、全家均须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礼节;六、少年人宜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这八条家训,无疑是严修对严氏子女及严家后人的严格要求。除了注重对后人的教育外,严修本人更是率先垂范。

严修痛斥当时社会上歧视妇女的偏见,力倡广大妇女放足。他的开明,不仅让严家后代的女童从小即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而且从1900年出生的长孙女严仁荷开始,严家孙女都幸运地留了天足。为此,严修还专门写下一首《放足歌》:“少小女子顿声哭,哭向慈母诉缠足,母亲爱儿自孩提,为何缚儿如缚鸡,儿诉脚痛母心碎,昼不能寝夜不寐,邻家女儿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

在严修制定的家训教育下,拥有几十口人的严氏大家庭被管理地井井有条,规规矩矩。平日里家中人见面,不管是幼辈见长辈,还是兄弟姐妹相见,彼此都要行礼,家中一切都按规矩办事。严修治家严格,也给外孙女卢乐山留下深刻印象,并称“外祖父齐家有道”。她回忆道:外祖父做过学部侍郎,自家也是盐商,有一定经济实力,可是外祖母从来都是布衣裳,从未见她绫罗绸缎穿金戴银,家里摆设也很平常。外祖父不要纳妾,不要娶姨太太,不要赌博抽烟,等等。

严修治家虽然一向管理严格,但对后辈教育却总是以鼓励、奖励为主。卢乐山回忆说:“外祖父一向管理严格,但对后辈从不打骂。有一次,调皮贪玩的表哥逃学了,外祖父知道后,给了他一个最高处罚:罚坐两个小时。从此表哥再没有逃课。”

▌严修书法作品

据卢乐山回忆,外祖父对孙辈的孩子要求每天必须练习写字。为了启发孩子写字的积极性,外祖父特地请了一位写字先生来到严家大院,专门给孩子们的写字以“最优、优、良、可、次”为等级进行评定。如果评到最优,得到3枚铜板;评到优,得到两枚铜板;良,得到1枚铜板;可,无钱可得;次,则罚1枚铜板。这样的评定累在一起,每月计算一次,再到外祖父那里,由外祖父亲自发奖。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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