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龙

司徒雷登自担任校长之日起，就在思考燕大的办学宗旨。他从个人经历和在华教会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教会学校在中国是死路一条，不进行改革，它只会是下一场排外运动的打击对象。因此，燕大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办学政策，绝不能再以培养传教士为唯一目的，它应该逐渐发展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以解决中国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

实际上，司徒雷登自己就曾痛苦了好一阵，在做传教士还是投身教育的抉择中举棋不定。他沿着父亲的足迹在自己出生长大的杭州做了五年传教工作，但最终却决定放弃父辈们的事业。司徒雷登显然受到了西方“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徒不能只关起门来念经，而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研究社会问题，通过改革给社会带来“福音”。为此，他积极主张弱化燕大的神学和宗教性质，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入课程体系。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不是基督教教义。中国人的道德和哲学已经十分丰富，教会也不可能再为其增加什么内容。不过，司徒雷登对基督教仍抱有很大希望，他认为“奉献”、“牺牲”、“服务社会”这些基督教精神正可以为中国提供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可以不必信教，但应具备基督教的精神。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司徒雷登那样思路清晰、胸襟开阔，更不如他了解中国国情。关于燕大“世俗化”的大胆想法首先引起了美国国内原教旨主义者的发难。一九二一年，《普林斯顿神学评论》发表若干文章，指责司徒雷登离经叛道，是基督教里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系列攻击让司徒雷登担心，燕大刚刚开始的世俗教育可能会因此而中断。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南方一些教会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基督教冲击较大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学校的课程里都受到严格限制。例如，一九二五年，田纳西州就通过法律，无论教会还是世俗学校，一律禁止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而此时，作为美国教会出资兴办的燕京大学居然开设了生物学系，大讲达尔文及其学说，这让宗教教条主义者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司徒雷登毫不示弱，他在一九二六年弗吉尼亚州南方长老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我欢迎所有其他领域的知识所带来的启蒙，从不害怕它会损害宗教信仰，无论它会给这种信仰的思想观念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如果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要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那我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只能按此行事。”经过在中国的多年生活，司徒雷登在处理行政和神学事务方面都十分灵活，这对燕京大学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但他首先要摆脱来自美国教会的掣肘。

如果经济命脉把握在教会手里，燕京大学恐怕永远都不能实现“世俗化”。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燕大创立初期，所有经费全部来自教会。教会也因此把持着学校教职员的任命权。司徒雷登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成功说服了美国霍尔地产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燕大捐款。人们很难想象，霍尔地产公司居然会支持一所教会大学,因为铝业大亨查理·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曾在遗嘱中规定，他的基金可以用于教育目的，但绝不能用于宣传宗教神学。司徒雷登对燕大办学宗旨的“世俗化”调整，使霍尔方面的负责人相信，燕京大学正在向世俗学校过渡，而他们的经济资助将加速这一进程。除了在美国筹集资金外，司徒雷登还把燕大的财政基础扩大到中国。在他的宣传下，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顾维钧、梁启超、虞洽卿和汪精卫等民国政界和文化界人士都曾为燕大直接捐款或奔走出力。到一九三六年，燕大的财政预算比二十年前刚刚成立时增加了七倍，其中百分之九十来自世俗捐款，教会提供的资金被压缩到不足十分之一。这为司徒雷登争取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实施他的“世俗化”改革。

司徒雷登要求教会放弃教师的任命权，并顶住压力雇了一批不信仰基督教的教职员工，他更看重教师的学术能力而非宗教信仰。学校的宗教课程也大幅削减，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措施吸引了一大批学术精英来燕大任教，如顾颉刚、张东荪等，并迅速提高了燕京大学的学术声誉。燕大要培养的绝不只是教会里的传教士，她要为中国造就一批掌握科学的人才，以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发展成中国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能够调整办学宗旨，及时满足世俗和现实需要正是其成功的根源之一。

当然，宗教情怀始终贯穿着燕京大学，也始终是司徒雷登的终极追求。他努力调和着宗教传统与“世俗化”二者之间的文化冲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燕大更好地在中国生存和发展。

（原标题：司徒雷登推动燕大“世俗化”改革）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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