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琬

这部书主人公虽然身为“皇帝”，参与和见证清末民初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看似处于狂烈风暴的中心，却是近代历史记忆的幽暗之处。譬如，假如根据后设的历史结论，我们大概无法接受庄士敦的一种观点，即当时大多数民众仍然怀念清朝，对民国非常失望和不满。然而，庄士敦这本书最早于1934年在英国出版，几乎记录的是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即使相比溥仪本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的自传，也保留了更多的现场感——虽然庄士敦身为外国人，有时毕竟难以看见诸多事件背后种种复杂的内幕。

庄士敦的回望与哀叹

庄士敦

庄士敦于1898年来到中国，在港英政府、威海卫租借地任职，1919年经过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成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淫甚久，对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颇有研究，与他几乎认作精神乡土的中国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纠葛。囿于职位和经历，他自然在中国民众是否“怀念”清朝的判断上有所夸大和盲视，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种层面的真实。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批判的“遗老遗少”之势力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从反面显示民众思想中旧有惯性之强大，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

在各种思想、主义、救国方案激烈交锋的20世纪二十年代，君主立宪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民国成立不久之时，一部分知识人和官员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抱有疑虑，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少了解和学习君主立宪的知识，以免未来民国命运变化，还可以新的政府来应付。

庄士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邀入宫。他满怀理想和激情，试图教溥仪如何做一位“现代君主”。师生二人也确实有过美好的时光，至少通过庄士敦的熏染，溥仪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文明”，他坚持采取西方打扮，酷爱一切西方物什，学会了打网球、高尔夫。然而，庄士敦希望溥仪拥有独立人格、做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这一愿景最终显然是幻灭了。

当庄士敦记录下这段从慈禧、光绪到1924年逊帝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历史，他完全采取的是“遗民”眼光，笔调里既有挽歌的哀叹，也流露温情和憧憬——他仍然寄希望于未来某天，自己亲手塑造的那个少年能够重新拥有皇位，而庄士敦发自内心地相信，这是百姓的福祉。我们当然无法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是阅读这本书，或许会为我们带来同情之理解：对于庄士敦，以及陈宝琛、梁鼎芬、郑孝胥等这些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来说，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剧变时，立即接受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文化逻辑，显然是一种苛求；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心中向来相信、承认和效忠的“王朝”和“天下”，也确实因为清室和民国统治者双方的误解和敌意而日益崩解。在庄士敦回忆中，冯玉祥的逼宫以及后来发生的孙殿英盗掘东陵——特别是后者——给溥仪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他内心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的转折点。这也与溥仪自己的叙述基本相合。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盗掘事件的宽纵、冷漠，以及这个政府数年来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守信义，加剧了溥仪的复辟冲动，最终在遗老的裹挟之下，本来就缺乏独立意志的逊帝走入了难以挽回的歧途。

“紫禁城”的互文

高伯雨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补充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的史实，如内务府的来源与嬗变等，更注意将《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记录的不合之处相互比照，二人的处境、心态、文体风格之差异都一目了然。庄士敦对于溥仪的温情，似乎无法在溥仪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应，多少有些令人感伤，但毕竟《我的前半生》已经是几十年后，经历过巨大波澜、身心彻底改造之后的溥仪的叙述了。

除了引用溥仪的自述，高伯雨的一大长处是善于援引同时代的报刊，带领读者深入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的罅隙，抵达庄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溥仪大婚一节，高伯雨引用当天《大公报》对溥仪婚礼的报道，看似交代典礼经过的平面描写，实际上包含了徐世昌“恋恋于太保头衔”、为溥仪贡纳礼物的一段情节，而这稍后又成为国会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导火索之一。高伯雨向来欣赏周作人的文风，不难看出他驳杂的抄书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但即使是做“文抄公”，抄录何种材料，仍然相当考验抄录者的见地。高伯雨对各类材料的调用、评判，不可谓不高明。

《紫禁城的黄昏》也是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的重要蓝本，电影中溥仪的扮演者尊龙在访谈中表示，他对人物的理解是，溥仪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而庄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洞察了这段特殊的师生关系。庄士敦不再担任教师后，溥仪只能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谋求复辟的遗老们意见之下生活，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以罗振玉为首的“联日派”，以及赶走罗振玉、“后来居上”的郑孝胥，意见常常龃龉，令溥仪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彻底投靠日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确是“认贼作父”。

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

高伯雨

身在中西文明和新旧时代的夹缝之中，落寞和彷徨，对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惧，大概是众多离散、漂泊的中国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绪。本书译者高伯雨尽管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人生，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辨认，他对溥仪的命运和溥仪的时代，有着切肤的、沉郁的体认。

或许大陆的许多读者都对高伯雨的名字感到陌生。然而在文献资料中略加搜索，你会发现高伯雨的身影绝不少见，但他往往是作为历史事件和现场的见证者、评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许多文章谈及近代历史的细节，或编撰年谱，或评价刘文典、蔡元培，乃至晚清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等人物，都不时参考和引用高伯雨的随笔掌故，可见他对近代历史的书写何其广阔和深远。

高伯雨可说是天生的掌故家。他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生于香港，是香港盛极一时的“元发行”的后人，早年曾留学英国，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他早年曾跟随溥心畬学画，与周作人曾有过不少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高伯雨返回香港，后来几乎以写稿为生。

除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履历，他个人嗜好读书，记忆力极强，“写回忆录可不必检查日记”，而善于翻阅报纸的习惯更成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他写掌故信手拈来，往往可以直接凭借记忆引用典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伯雨的写作有任何疏放和随意之处——他文字的一大特点便是注重考据，讲究材料信实，几乎从不依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民间逸闻，也从不演绎史实、作小说家之言。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遇到Ni Wen-te一名：此人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但起先高伯雨在译注中说明并不确定是何人，数年之后，他查考资料，在1920年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中查到“倪文德”，才放心写下这几个字。这个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小人物名字，高伯雨也未轻易放过，他向读者展示了掌故文章本来应有的谨严法度，在今天已很少见。

高伯雨父亲高舜琴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因为无意做官，回香港继续经商，但在20世纪三十年代，高家元发行破产倒闭，高伯雨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映现出传统家族秩序、职业道路和人生智慧的瓦解和变迁。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伯雨每日笔耕二三千到三四千字，一生积累的文字超过千万。除了写稿养家的需求之外，高伯雨讲述过往时代的动力和资源如此旺盛丰沛，是否也意味着，在他那体量庞大的著述中，寄寓了某种难以直抒的身世之慨？

谈起翻译《紫禁城的黄昏》的过程，高伯雨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

短短几句话，自信中还有难以掩饰的亲切。他虽然能作“西洋趣味的文字”，但最熟悉的，恐怕还是清代和“遗老”一辈的旧人旧事。只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大有这样的社会空间和心情余裕来供人摩挲暮色、抒写叹息，更多的是峻急迅猛的世事更迭。

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高伯雨虽身在香港，但在文章与出版上的热情从未减弱。他和香港本地以及大陆迁居香港的文人如曹聚仁、卢玮銮、包天笑频繁往来，办掌故秘闻杂志《大华》，出版《钏影楼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回忆晚清民国往事的著作，自己也在各派刊物上以不同笔名频繁发表文章，“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高伯雨原来也并非只谈风月，对于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同样多有关注，但迫于生计和时局的压力，后来放弃了“谈政治”，选择明哲保身，未尝不显出一种不得已的分寸与寂寞。

高伯雨去世前，曾出版《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但二十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位掌故大家迟到的回馈和肯定。如今高伯雨译注的《紫禁城的黄昏》在大陆面世，这部书虽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但面对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历史，即使是翻译和做注，也充分凸显高伯雨的史识和笔力。他的评点，和这本书的叙述本身一样，为当代读者进入百年前漫漶的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参照；他也以他的博学、缜密和公允的眼光，罕见地让译注赢得了与著作原文几乎平等的尊严和地位。

（原标题：庄士敦和高伯雨笔下的近代中国）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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